一生写在门上的人

我要作证……

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住在普利彼特,就是那座小镇。

我不是作家,所以不太会描述。我无法理解,连我的大学文凭都帮不上忙。你本来只是平凡渺小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每年度假一次。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刚开始就是这样,我们不只失去一座小镇,还失去所有生活。我们第三天离开时,反应炉还在燃烧。我记得一个朋友说:“闻起来就像反应炉的味道。”那种气味很难描述。报纸已经出现报道,把切尔诺贝利形容得像鬼屋,虽然实际上他们描述得像卡通一样。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回忆,我所知道的真相。

事情的经过是:他们用收音机宣布“不能带猫”,所以我们把猫放进行李箱。但是它不想走,一直爬出来,还把我们抓伤。“不能带家当!”好吧,我不带所有家当,只带一个东西!我要拆掉公寓的门,带着门一起走。我一定得把门带走,我可以用木板把门口遮起来。大门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纪念物,我的爸爸躺过这扇门,因为妈妈说我们必须把过世的人放在门上。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传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我的父亲躺在门上,直到他们把棺木运来。我整夜坐在父亲身旁,他就躺在这扇门上,整个晚上家门都是敞开的。门上的小刻痕是我成长的标记: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当兵前,旁边是我儿子和女儿成长的过程。我的一辈子都写在这扇门上,怎么可以丢下它不管?

我请有车的邻居帮忙,他朝脑袋指了指,好像在说:“你脑袋有问题?”但我后来还是趁着晚上骑摩托车穿越树林,把门带了出来。那是两年后的事了,我们的公寓已经被洗劫一空。警察以为我是小偷,在后面追赶,大声说:“我们要开枪了!”我就是那样偷出了自家的大门。

我带妻子和女儿到医院检查,她们的身上出现铜板大小的黑斑,过一阵子就消失,不过不会痛。他们帮她们做了一些检查,我要求看报告,他们说:“那不是你的东西。”我问:“不然是谁的?”

当时大家都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了公元两千年,所有白俄罗斯人都死光了。”我的女儿六岁,我陪她入睡时,她在我耳边轻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还很小。”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

你能想象一个房间躺了七个剃光头的小女孩吗?七个小女生躺在医院病房里……够了!好了!我跟你讲这些的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得从陌生人的角度描述这一切。我的妻子从医院回来,说她无法忍受了,她说:“她那么痛苦,死了还比较好,不然就让我先死,就不用眼睁睁看着她受苦。”好了!够了!我不能再讲了。

我们把她放在门上……我父亲躺过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摆大洋娃娃的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灾,他们希望我们忘掉这件事。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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