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清知识者一辈子人生的轨迹和家庭出处，林觉民会时刻准备着成为帝国忠实的“接班人”，但历史无法构想，人生处处充满孔洞，在某个人成长的时候，可能就如农历的惊蛰，只是那么一刹那，蛰伏的灵魂苏醒了。我们知道林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老死场屋，学做窒息人灵性的八股文和桐城文法。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满是烟云地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在人们的侧目中第一个昂然走出考场。用现在时髦的话，他与体制诀别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嗣父林孝颖对林觉民的如此举止感到不祥，为了管束林觉民，像树一样要髡一下旁逸斜出的枝条，就把他安排在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学习。林觉民口有辩才，在全闽大学堂里意气纵横，指点江山，演说革命，汩汩滔滔。林孝颖本意是想让校方的层层规矩杀杀林觉民少年的逸气和锐气。谁知总教习却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而替林觉民开脱。一天晚上，尚是中学生的林觉民在一条巷弄里跟人讲论“垂危之中国”，泪水如瀑，悲抑之声笼盖整个巷弄。恰好，学堂的一个学监经过，过后他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林觉民如笼中的鹰隼想冲出福州盆地的狭小，他不再复制从父辈们都不更改的日子。在黄昏的时候，如果月牙开始显露，开元寺的钟声和月光一同下来，那就叫妻女温一壶老酒，摆一碟虾酱，“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可怜白发生”那又如何？都不如眼前的一碟虾酱来得实在，这样看似快活实则毒鸩的生活，如温水煮青蛙，这是林觉民不能容不能忍的！于是走出去而不是循着父辈的思路活下去！
对林觉民来说，猪的生活最幸福，他当时就感到脚下的生活不叫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如兰波所说：在别处！脚下的生活是茧，而远方是翻飞的蝴蝶。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兼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
留学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鲁迅曾讽刺过在日本的清国的留学生们：“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然而鲁迅没有看樱花的兴致，因为弱国子民的身份，难免要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看点。“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些“清国留学生”在看樱花时，他们自己的丑态却同时成为日本人眼中的“风景”，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被看”却浑然不觉。这些留洋学生既要学时髦，又要表示忠于清王朝，于是只好盘起辫子。
林觉民比鲁迅小六岁，我不知道林觉民是因为什么刺激变成了一个反对满洲的志士。鲁迅是因为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而林觉民也许是看到祖国的黯弱，把国家的耻辱当成自己的不可忍受，于是丈夫拔剑而出东门，要在别处为这古老的民族寻找出路，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根本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
但是，我们看当时革命的意气，好像是一种时尚，里面像有一种游侠的精神。1911年春，黄兴等人从香港来信说：“广州起义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于是林觉民从日本回到福州，他的任务是发动当地革命组织响应，并选拔福建志士前往广州去壮大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