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2)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的,可她却是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除了往腰上贴膏药外,很少说到疼字。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料不到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儿感觉。

然而,不幸的是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膝盖,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都贴有黑白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了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已经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别人也依然要称你“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一二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地枯枯荣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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