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特殊性使得文化产品性质和监管方式的复杂化程度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往往是一种混合产品，基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需要更大程度的市场化参与，以及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
最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文化产品除了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按照文化产品生产的特殊规律，划分出各种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种类，以及种种生产与提供的方式外，还要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制度条件，关注文化产品的意义内容的影响，以及基于意义内容的监管形式。我国目前对于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一再强调，以及对文化生产机构“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就是表现出了对意义内容的影响的关注；对文化领域投融资的各种“准入”政策，则是表现出了国家对于负有宣传职责的文化机构的特殊监管考虑。
2 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尝试
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也已经基本结束，摸索了大量成功经验，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和调整的新问题。根据以上的分类方法，并总结我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形成了以下基本分类框架。
首先，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将文化事业单位分为“事业”和“产业”两种性质的机构，前者主要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非营利性的；后者主要提供私人文化产品和服务，是营利性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提出将文化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类型，就是明确了这两种机构的不同性质。
其次，按照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特殊规律，以及国际上公共管理的新经验，在“营利”和“非营利”两种性质的机构中，再区分出各种中间类型，以及“生产”和“提供”的不同结合方式。将政府发展文化的部分职责分散给民间，在政府、民间力量、文化机构之间建立起多样化的合作关系。
最后，根据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的要求，确定一批在内容上具有宣传属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设计特殊的监管制度。比如说，对于那些产业特征明显，但是内容传播方面具有特殊职能和使命的机构，实行特定的准入制度，或实行特殊的“事业体制”。
有了以上基本分类框架，我们就可以根据文化领域的具体条件，对不同类型机构做出划分。
首先，基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可以有两种分法。
一种是，根据“效率”的原则，将“原创”与“复制”看作区分文化事业单位“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一类根据，将那些与保护、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以及从事文化艺术内容原创有关的机构（在国外，被称为“国家文化机构”，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首先确立为非营利机构，以区别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包括：文物及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一部分作为“国粹”象征的演出团体。
另一种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将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提升公众文化品位、有利于公众平等分享文化资源等原则作为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二类依据，将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等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和发展，将全国总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人俱乐部、青年宫等文化机构作为非营利文化机构，予以大力支持。目前所强调的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
凡是未列入上述机构的都应该是产业机构，或者是“营利机构”。应该指出，现代广播传媒曾经因为频道资源稀缺而在内容传播上具有“公共性”，需要由政府干预经营（以英国BBC和美国FCC为典型），由于现代广告业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出现，广播内容公共性大打折扣，频道资源天然垄断性质也已经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