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二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其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就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近三年前—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便来登记过的。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还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修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做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三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雾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真切而深刻的记忆，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的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