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无论是信儒学、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一种信仰。他强调“做人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他批评现在有些人什么都不信，只信钱，“所以社会才这么乱七八糟”，“不管信佛也好，信道教也好，……你就不同。”人没有信仰，“就是一个浮萍。你有了信仰，你无论有什么信仰，你就有一个根”，“至于你那个根扎到哪儿去，那就是你信仰的地方”，“无论你信仰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基督教是高等的，你就扎到很确实的地方。”“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水里的浮萍。”“我是三教九流，我什么都不排斥”，而且他对各家思想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对儒家思想有褒有贬，褒其宣扬待人忠厚，贬其压制科学，只为做官。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这儒家思想对我做事有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是一种忠厚的思想，……任何事宁可自己吃点亏。”逢事抱着吃亏态度的思想他是赞同的，不过，他对宋儒思想整体上是反对的，认为宋儒思想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一种整个的社会学说。”“我认为中国到现在都不能强就是受宋儒的思想影响”，因为它压制科学，不在科学技术上下功夫，“尽在文字上搞”，“比如王阳明说的话，‘我看花，花就在；我不看花，花就不在。’”“我就反对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拿你自己的心学为出发点，跟实际上脱开。”“这种思想在我看完全是落伍的玩意儿，那已是过去的玩意儿。”“中国儒家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做官的思想。……你怎么能做官？你怎么能当官僚呀？完全是这种思想。我是看不起。”
他崇拜老子的道学，认为道教是与佛教互相融合又长期斗争的产物。东汉末年，道教创立之初和佛教传入之始，两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后来“佛教、道教分开了”，一般人，“也不知道佛教跟道教有什么联系。”道教的教主是老子，实际上“老子并没传教”，“一部分人，要跟佛\\[教\\]斗争，制造出了一个道教”，有教就得有个教主，这才把老子抬到了教主的地位，并奉《道德经》为教义。在他看来，老子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虽然在他执政时，儒学对他有很大影响，但他更欣赏老子。他认为老子思想深奥，风格迷人，“老子这个《道德经》是非常的深啊，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深，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种，中国有句话，玄呢。”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特别欣赏老子的道学。
张学良曾经沉迷过佛教，但他拒斥了佛教教义中悲观忍耐、四大皆空、求福于未来的观念，欣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精神。“你要是为救人，存佛心救人，你可以杀任何人。”“你要杀人为自己私心或私事，那是有罪的。但是你为救人，那你杀人没罪。”“你杀错了人，你就要下地狱”，因此，菩萨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认为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是讲救人的，但讲得“狭窄，不真切”。佛教也讲“求”，“佛教他最后求的还是自己的福。那么基督教不是，不是求自己的福。”
佛教和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对于罪的承认及对人类苦难的关切是接近的，但脱离苦难的方法不同，基督教靠上帝，“佛教不讲神，不讲神学，讲的是社会学。”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教最高境界，空，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如禅学讲的“身非菩提树，心也不是明镜台，既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空了。”他对佛教的结论是：“在我们现在看，这都是没意思的事。”可见，他更偏爱的是基督教的救世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