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发火了，不教我了。他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现在我还记得，他出的作文题目叫“论民国之害甚于君主”。一看这题目就知道他的脑筋了。我写的那篇作文，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个大意。文章的头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是这么写的：民国之害甚于君主这种话都是田舍翁（注：田舍翁，年老的庄稼汉。如唐代白居易《买花》诗：“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也指乡巴佬，含贬义，或自谦。如清赵翼《归田即事》诗：“怜他未惯蓬茅宅，笑我原来田舍翁。”）说的话。中间我引经据典，发挥了一大通，最后，我下个结论，我说，这种思想就是不明中外大势，不懂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之论！（注：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一书原文如下：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事实，声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庸作祟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昧于不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亲讲：“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再教这位学生了，此非学生之过。”于是我不但免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随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
这篇作文给杨老先生惹恼了，他说张学良在作文里骂他，就辞馆不干了。张作霖当时已经是奉天督军，督军署下面有个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的这人叫袁金铠。袁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张作霖说：“你看了你儿子写的那篇文章了吗？”张作霖说没看。他说：“那你把他写的那篇文章拿来，让我们看看。”秘书处的人，好几个，一看，他们说，哎呀，不怨这学生呀，这老师教不了这个学生！袁金铠也说：“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个先生不能再教这个学生了，这学生不是这个先生可以教得了的，这件事不是这个学生的过错。”“他们就推荐白佩珩当我的老师。”“那个时候，天津发水灾，我也不念书了，跑出去帮人募捐。白佩珩和杨景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遇国家或地方发生什么大事，就让我们做作文。白先生出的题目是‘救荒无善策’，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说：‘善策，要是有，荒，就不用救了。如果有善策还有荒吗？’他也看出来我是在说他。白佩珩也辞馆了，不教我了。”
没有了国文老师，张学良开始学习外语。“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叫徐启东，香港皇家书院毕业的。他当我的英文老师时（1916年），是奉天外交署的英文科科长，我父亲接见外国人，都是他当翻译。这个人我现在还很想念他，非常有修养，学问很深，话很少。对学英文，我原本很有兴趣，因为我父亲跟外国人交往较多，有一个叫伊雅格的，他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注：伊雅格，苏格兰人。伊雅格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任职。伊雅格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会说汉语，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后来移居美国。1940年，赵一荻赴贵州前，将儿子闾琳交给他们夫妇照看。为确保张闾琳的安全，伊雅格夫妇在张闾琳读完小学后，又从旧金山迁居到洛杉矶定居。后经董显光夫妇求助旧金山市政当局帮助调查，才与张闾琳取得联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探望被囚禁中的父母亲。），我小时候就喜欢运动，比如打网球。那时候网球场很少，会打网球的人也很少。我就常到他皇姑屯的家里，那有个网球场，我就常和他在那打网球。因为这个原因，我跟他很接近，他也是小孩子，跟我同岁，又和他一起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