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溥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内。这也是声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不肖儒生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时，曾夸讲自己打太平军的“功劳”。俾斯麦说：“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
《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一书重在讲曾的事功。作者以文人水墨画的笔致勾勒出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既为传主写生，曾的主动性或不得不如此的言行都有了开阔的空间。正是借助于这些边界可以看到，曾的成就确实大哉伟哉，可也确实跟他的个人情感爱憎无关。他跟清廷打哑谜也好，捉迷藏也好，跟左宗棠李鸿章跳杂耍也好，都已经跟原儒情怀大相径庭了。曾国藩的儒家真诚有了一个游字做底色，游儒的真诚跟世道人心无关，只是跟他想象的世道人心有关。作者的史家功力如此深厚，以至于我们借助作者的笔力贴近了曾国藩的内心。他是认真的，又是虚无的；他是严格的，又是赏玩的；是的，正是作者从奏折、日记、对话中翻捡出一个游儒之圣，我们本可以分享他的难处，却最终发现他跟我们无关。这真是落日满山，是温情，更是阴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戏。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烈严苛。流沙河曾感慨：“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这大概也是一个现代国民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