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实现生存本能
“生存”有着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个是力争活下去，一个是力争不被剥夺生命。从这一角度来说，“狂人”与“阿Q”的不可分割恰是因为这两者共同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最为突出的本能：保护、防卫的本能（defensive instinct）。“阿Q”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实现着这一本能；“狂人”则通过对传统力量的自觉与清醒，实现着这一本能。“阿Q”体现着活下去的意志，而“狂人”体现了不被剥夺生命的意志。这样，鲁迅对人性内蕴的认识便逃过了简单化的描摹。闲适、自足的“阿Q”与紧张、焦虑的“狂人”从终极意义上说，则均以各自的方式认同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安于现实”与“警觉现实”均未达到挣脱现实的结局。“狂人”的“救救孩子”的祈求式呐喊也正书写着“他”挣脱现实的不可能性。这是批判者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超人的制衡力量的深邃洞察，也是将复杂的人性的生命本能同这一力量的残暴进行对抗时无力与无望的境况展示出来的良苦用心。
“非人化”的价值域
不妨说，在鲁迅的笔下，上述文化传统的实施与巩固，是通过将其中的个体生命“非人化”从而实现的。“阿Q”的不具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狂人”在他人眼里的“疯态”，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均定位在了“非人化”的价值域里。“未庄”之人对于“阿Q”肆无忌惮的调侃，正是基于他看似的“疯癫”。
“阿Q”与“狂人”又从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本质上，为我们开启了不同的审视视角：横向来看，人有“常人性”与“非常人性”之别；纵向来看，人又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汇合。而作为制衡力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作为终极判断的人性价值系统的不协调以至相乖背，是鲁迅批判思想光照下凸显出的又一个复杂的命题。“阿Q”代表着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常人”，代表着人的“无意识”层，代表着终极人性价值判断中的“非常人”；而“狂人”代表着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非常人”，代表着人的“意识”层，代表着终极人性价值判断中的“常人”。从这样一种分析来看，“狂人”的生与“阿Q”的死，便有了直指人性本质的意义：终极意义上的“非常人”终究将被他的社会吞噬殆尽，而终极意义上的“常人”才会真正延续本体的生命。
“阿Q”之死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暗示：生命本体的消失（在这里借助的乃是社会的残暴职能——砍头）才是人的“滞后性”、“非人性”、“无意识”彻底消失的先决条件，而这是否和新文化运动彻底更换文化语境的激进向往相一致呢？此外，“阿Q”之死至少对我们引出了如下的问题：
一、历史结构的力量将以暴力（砍头）来消灭威胁其合法性的其他暴力（阿Q的革命）。
二、历史的参与者（阿Q之死的围观者）往往“欣赏残酷”，将残酷变为欣赏对象，使残酷异己化、陌生化，以求从历史之境的凶残中获得暂时的自慰或遗忘。
吃人者与吃人的观赏者是历史罪恶的共谋。
滞后性滋长了生命力
比起“滞后性”来得更可怕的，乃是“滞后性”得以生、得以存、得以长的历史结构（阿Q周围的未庄的现实空间及其中的观赏者）。没有“未庄”也便没有“阿Q”。“20年后又一条好汉”并不是“阿Q”的呓语，倒是他无意识中揭示了这一历史结构“滞后性”滋长的久长的生命力。“阿Q”的期望是他生命的历验刻写在他灵魂中的。“阿Q”对于这一历史结构的反叛或革命终于归结为“滑稽”。历史正是以“滑稽”消解了任何企图颠覆它的成分。
历史“景观”的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