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种对金钱态度上的变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里，那就是对曾国荃的约束，也比以前宽松多了。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在家里给在军队中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这些人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等于放开了曾国荃身上的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驰骋。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当时军队打仗有一个惯例，就是攻下一个城市，是要放手抢上一阵战利品的。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种做法一直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对这个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荃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发了财。在曾国藩写了这封信后几个月，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荃攻克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吉安府。仗刚打完，曾国荃就派人往家里送了一笔银子。这笔钱，显然就是战利品。第一次弄到这么多钱的曾国荃还有些不好意思，怕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责备他，专门给曾国潢写了封信，封中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就是说，我这几年啊，攒了些银子，送到家里，供家里花用吧！我这种做法，实在是辜负了咱们大哥平时对我的教诲。二哥你就别责备我了！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什么：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
二竿之数，就是两千两。就是说，这次一共送回家两千三百两白银。两千两家里公用，三百两给自己的妻子。此外还有衣服、布料什么的。
曾国荃在信中还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就是说搬银子时，自己家人搬，别让别人知道。可见，曾国荃头一次往家里运这么多战利品，自己心里还有点害怕。
开了吉安这个头之后，曾国荃以后就轻车熟路了。以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等数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每回一次家，他都要买些田产，扩大一下家业。不过事实上，每一次曾国荃运回家中的财产，远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多，也不过就是几千两白银，处于整个湘军将领中的平均水平。曾国荃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过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再讲。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送点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经过分析比较史料，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是大大地夸张了。曾国荃在天京城破后，并没有捞多少钱。
确实，同治三年，曾国荃经过多年艰苦的攻城战，终于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夺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