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有那工夫你学学梳头得了，少管闲事！”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
我排行老二，又是个大豁牙，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他一这么叫，我就哭，这回当然也不例外。姐姐素来把流泪的一方看作受欺凌者，她呵斥黑印度：“少在屋惹事，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
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他骑着自行车上班，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早出晚归。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不学文化，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他被撤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
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然。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修特务，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互相咬，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我把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咬裂了。
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院门响了，妈妈回来了。妈妈被雨淋得精湿，手中提着一只篮子，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
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就问黑印度：“你爸还没回来？”
“没有！”黑印度很干脆地说。
“他也该回来了。”妈妈嘀咕了一句，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
“天下雨了，他没穿雨衣，说不定半路上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黑印度说，“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还不得在那儿笼堆火烤兔子吃呀！”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对黑印度说：“你爸他哪有那份儿闲心！”
黑印度一撇嘴说：“他是没碰到野味，碰到他就有闲心了！”
“刚才那雷那么响，他会不会被——”妈妈忧戚地说。
“他又没做缺德事，不会被天打五雷轰！”黑印度说，“雷劈的人都是坏蛋！”
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这才有些心安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屎都落在那上面了。
“没事儿，他们看不清楚的。”妈妈温和地说。她把那帽子放在茶柜上，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
姐姐见窗台上有两只苍蝇在闹，就握着苍蝇拍去打。黑印度见天基本晴了，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色的天光。我呢，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那是只天蓝色的鱼的形态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黏稠而又散发着臭气。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就剩一只花瓶了，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一只是圆肚形的，褐色；另一只与我碰倒的这只一模一样，它们是一对。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所以老是想着把它打碎，让它失去记忆。
“我看这花瓶碍眼。”我说，“你们也不想想看啊，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它怎么喘气啊？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
妈妈正打算出门，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她把花瓶拿起，放到窗台的角落，对我笑笑说：“以后再养花，就不用这鱼瓶了，用空罐头瓶吧，省得你憋得慌。”
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了，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她嘟囔道：“又不是真的鱼嘴，你跟着气闷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