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至8月，社联的盟刊出了四五期，出一期换一个名字，叫过《路灯》，叫过《时代评论》。每期印刷2000份左右，一半内部分发，一半在马路报摊上寄卖，同时邮寄给国内各大图书馆。胡乔木每期都写文章。1935年5月发表的《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一文，影响较大。还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被日本报纸转载。
胡乔木有时也参加社联的地下活动。方铭回忆：“乔木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写标语。我们的方法很简单，一个人负责望风，一个人在前面负责贴空白纸，再有一个人用蘸满墨汁的海绵往上写口号。标语中有‘打倒国民党’、‘红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胡乔木从杭州到上海时，上海地下党正遭到一次大破坏。那是1935年2月19日夜里，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的告密，勾结英法租界工部局，进行全市性的大逮捕，破坏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中央局和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等领导同志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包括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成员田汉、杜国庠和社联党团成员许涤新等。党在左翼文化战线的上层领导损失惨重。文委五个成员中只有周扬、夏衍二人幸免。胡乔木就是在这种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参加社联工作的，有一种前仆后继的精神。几个月来，胡乔木工作积极主动，富有成效，得到社联领导的一致好评。
王翰在盐城与胡乔木在同一个党组织中生活过，知道胡乔木1932年秋就已入党，只是后来到浙江大学读书，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他还是以一个党员来要求自己，开展革命活动，团结进步学生。经过在上海这段时间的考察，王翰向社联党团提出，由他介绍胡乔木重新入党。社联党团成员陈处泰（道之）代表组织与胡乔木谈话。他们在外滩见面，沿着黄浦江边走边谈，好像是两个朋友在那里散步一般。谈话后，经社联党团讨论，于1935年5月批准胡乔木入党。
本来，在正常情况下，胡乔木1932年秋就已经入党，只要接上组织关系就行了。但社联党团负责同志王翰、陈处泰等考虑到胡乔木在盐城入党时的介绍人后来出了问题，恢复关系的手续比较麻烦，就采取重新入党的办法。
1935年6、7月，社联党团改组，胡乔木即为成员之一，并担任社联常委。这时，社联党团成员为：陈处泰（书记）、王翰、李凡夫、胡乔木。不久，社联编辑部和沪东区就由胡乔木负责领导了。
担任文总党团书记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比较复杂。党内有一个文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929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文总，全称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1930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通常说文总有八大联，即下属八个联盟，它们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称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后称中国左翼报人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后称中国新兴教育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中国妇女运动大同盟，另外还有音乐小组和电影小组。文总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称文总党团。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后，7月再次遭到大破坏。但文委成员周扬、夏衍和各左翼联盟仍然坚持斗争。1935年7月前后，重建起新的文委。成员为周扬、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即杨放之）。周扬被推举任文委书记。文总党团也重新组织，由陈处泰任书记，何定华和王翰为成员。七八月间，胡乔木被调到文总担任宣传部长。
不久，文总又发生了两起事件：一起是何定华不告而别，另一起是陈处泰因受“刺汪（精卫）”案牵连而被捕。这样，又需要重组领导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