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赛普利醒来后，医生对他说了他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他默默地听着，没问任何问题。我在一旁紧紧握着他的手，好像这样我的力量就能够给予他帮助。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却并非如此。几周后，赛普利回到了家，伊娃一直细心照料着他，让他在舒适又充满爱的家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个月。
那时我在瑞士的朗根塔尔（Langenthal）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那里受人爱戴的乡村医生突然去世了，留下了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医疗保险的妻儿。我把挣到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简朴但也心满意足。和前任医生一样，我也会给病人寄账单，但如果有人付不起医药费的话我也并不在意。几乎所有的病人都会送东西来，如果他们没钱付账，就会送来满满一篮子水果和蔬菜，有时甚至还会给我做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母亲节那天，我收到了很多鲜花，这让我的办公室看上去像极了殡仪馆。
我在朗根塔尔度过的最悲伤的一天，恰恰也是最繁忙的一天。从早上开门起，候诊室里就人满为患。在给一个小姑娘腿上的伤口缝针时，我接到了赛普利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微弱，好像耳语一般。小姑娘还在桌子上哇哇大哭，伤口也只缝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讲电话。赛普利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回去看他？我不快地解释说不行，候诊室挤满了患者，而且我还接到了一些出诊电话。其实我早就打算这几天去看他了，我向他保证这两天就去看他，并对他说：“到时见。”
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我知道赛普利打电话是想催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就像大多数即将被无情地带离这个世界、送往另一个世界的濒死之人一样，他知道留给自己告别的宝贵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果然，第二天一早赛普利就去世了。
参加完赛普利的葬礼，我经常会去朗根塔尔连绵起伏的田野间散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春日里绽放的花朵带来的丝丝芬芳。我感到赛普利就在我身旁的某个地方，如果我感觉很难过，就会和他聊聊天。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没有拼尽全力，去看他最后一眼。
我无法对临终病人的那种急迫之情视而不见。在乡下这个地方，医疗护理是一种大家共享的经验之谈。病人生病时，他的祖父母、父母、姑妈、表兄、孩子或是邻居都会在身旁照顾。对于病入膏肓和即将死去的病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会全心全意地照顾病人——从朋友、家人到邻居都是如此。因为帮人就是帮己。事实上，作为一名新医生，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来自在诊所看病或是出外诊，而是来自能帮助那些需要朋友、安慰或几小时陪伴的病人。
医术并不是万能的，这是学校书本上没有教会我们的事实。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在医学院学不到的：一颗悲悯的心几乎能治愈一切。在乡下几个月的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做一个好医生和解剖学、外科手术或是对症下药根本没半点关系，一个医生能够给予病人最大的帮助就是成为一个善良、关爱、善解人意并且充满爱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