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分好心地在军官食堂请我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就徒步向家中进发了。晚上我在公墓里铺上毯子睡着了，等到早上起来觉得更难受了。我身上没吃的，也没药，背包里除了毯子唯一没被偷走的只剩那包波兰泥土了，但我知道自己能行的。
强撑起身体，继续在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上走着，每走一步身体都钻心地痛。不过我还是坚持走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终于在一片密林旁的草场上倒下了。我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但也只能祈祷有奇迹出现。我觉得自己就要饿死了，浑身因为发高烧而冒着冷汗，意识也渐渐模糊了。在意识错乱的时候，最近的经历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在眼前回放：路西玛的诊所、马伊达内克，还有那个女孩果尔达。
啊，果尔达，那么美丽，那么坚强。
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从我身边经过。我的胃饿得直抽痛，脑子里竟然想的是怎么把那块三明治从小女孩的手里抢过来，也不管我是不是在做梦。但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听到果尔达的话在耳边响起：“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希特勒。”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它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这次命不该绝，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在出门收集柴火时，发现了正在昏睡的我，于是赶紧用推车将我送到了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一连好几天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听旁边有人说有好几十个妇女因为染上了最近流行的伤寒病死了。我觉得自己很可能也会成为这样不幸的人，于是要了铅笔和纸，想给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家人写封遗书。
但是我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连铅笔也握不住。我请室友和护士帮忙，但是她们都拒绝帮我。这些狭隘偏执的人把我当成了波兰人。四十年后，我和艾滋病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偏见。“让这只波兰猪去死吧。”她们在一旁厌恶地说道。
这种歧视差点要了我的命。那天晚上我突然心率过速，但没人愿意帮这个“波兰”女孩。我那可怜的小身板瘦的只剩下可怕的七十五磅[约等于三十四公斤。]，所有的斗志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我痛得蜷在床上，奄奄一息。幸好那晚值班的医生很有医德，在我眼看就要没救前，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等到早上的时候，我感到自从离开路西玛之后，身体状况第一次这么好，脸颊又红润起来，于是我坐了起来，开始吃早餐。在走出病房前这位医生问道：“我的瑞士小姑娘今天怎么样了？”瑞士！当护士和室友听说我是瑞士人，而不是波兰人，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忙着帮我做这做那。
让她们见鬼去吧。在好好地休息了几个星期，也补足了营养后，我办理了出院。临走前，我给我那思想狭隘的室友和护士讲了背包里那包波兰泥土背后的故事。“你们明白吗？”我向她们解释道，“波兰的母亲和德国的母亲都一样爱她们的孩子！”
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回想着过去的八个月里我所经受的不可思议的历练，再次回到家中的我变得更睿智、更世故了。火车还在沿着铁轨轰隆隆地朝着苏黎世前进，但我却好像已经听到了自己在向家人述说我所经历的一切——关于蝴蝶，关于那个让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希特勒”的波兰犹太女孩，关于那个苏联的吉卜赛人——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超越语言和国界的爱和手足情谊；还有那个在出来捡柴火时把我送去医院、让我活下来的贫穷老妇人。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和父母一起坐在了餐桌旁，分享我一路上骇人听闻的见闻……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依旧要对这个世界心存希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