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诗不是件容易事，俞平伯先生在《诗的神秘》《杂拌儿之二》一文中说得很透彻的。他所举的“声音训诂”、“大义微言”、“名物典章”，果然都是难关；我们现在还想加上一项，就是“平仄黏应”，这在近体诗很重要而懂得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不过这些难关，全由于我们知识不足；大家努力的结果，知识在渐渐增多，难关也可渐渐减少——不过有些是永远不能渡过的，我们也知道。所谓努力，只是多读书，多思想。
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譬如《关雎》诗罢，你可以引《毛传》，说以雎鸠的“挚而有别”来比后妃之德，道理好。毛公原只是“章句之学”，并不想到好不好上去，可是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不管他的分析的结果切合原诗与否。又如金圣叹评杜甫《阁夜》诗《唱经堂杜诗解》说前四句写“夜”，后四句写“阁”，“悲在夜”，“愤在阁”，不管说的怎么破碎，他的方法也是分析的。从毛公《诗传》出来的诗论，可称为比兴派；金圣叹式的诗论，起源于南宋时，可称为评点派。现在看，这两派似乎都将诗分析得没有了，然而一向他们很有势力，很能起信，比兴派尤然；就因为说得出个所以然，就因为分析的方法少不了。
语言作用有思想的、感情的两方面：如说“他病了”，直叙事实，别无涵义，照字面解就够，所谓“声音训诂”，属于前者。但如说“他病得九死一生”，“九死一生”便不能照字直解，只是“病得很重”的意思，却带着强力的情感，所谓“大义微言”，属于后者参看李安宅编《意义学》中论“意义之意义”一节。诗这一种特殊的语言，感情的作用多过思想的作用。单说思想的作用或称文义吧，诗体简短，拐弯儿说话，破句子，有的是，也就够捉摸的；加上情感的作用，比喻，典故，变幻不穷，更是绕手。
还只有凭自己知识力量，从分析下手。可不要死心眼儿，想着每字每句每篇只有一个正解；固然有许多诗是如此，但是有些却并不如此。不但诗，平常说话里双关的也尽有。我想起个有趣的例子。前年燕京大学抗日会在北平开过一爿金利书庄，是顾颉刚先生起的字号。他告诉我“金利”有四个意思：第一，不用说是财旺；第二，金属西，中国在日本西，是说中国利；第三，用《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话；第四，用《左传》“磨厉以须”的话，都指对付日本说。又譬如我本名“自华”，家里给我起个号叫“实秋”，一面是“春华秋实”的意思，一面也因算命的说我五行缺火，所以取个半边“火”的“秋”字。这都是多义。
回到诗，且先举个小例子。宋黄彻《■溪诗话》里论“作诗有用事典故出处，有造语句法出处”，如杜甫《秋兴》诗之三“五陵衣马自轻肥”，虽出《论语》，总合其语，乃范云原作“潘岳”，误“裘马悉轻肥”。《论语·雍也》篇“乘肥马，衣轻裘”，指公西赤的“富”而言；范云句见于《赠张徐州谡》诗，却指的张徐州的贵盛，与原义小异。杜甫似乎不但受他句法影响；他这首诗上句云，“同学少年多不贱”，原来他用“衣马轻肥”也是形容贵盛的。改“裘”、“马”为“衣”、“马”，却是他有意求变化。至于这两句诗的用意，看来是以同学少年的得意反衬出自己的迂拙来。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曰‘自轻肥’，见非己所关心”钱谦益《笺注》：“旋观‘同学少年’、‘五陵衣马’，亦‘渔人’、‘燕子’（均见原诗）之俦侣耳，故以‘自轻肥’薄之”。多义中有时原可分主从，仇兆鳌这一解照上下文看，该算是从意。至于前例，主意自然是“财旺”，因为谁见了那个字号，第一想到的总该是“财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