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哥要离开布鲁塞尔了，他特意让手下人安排了媒体茶叙，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茶叙”应该是台湾地区的“特产”，我一开始还有些不太适应。马英九的手下专门在喜来登饭店二层临时包了一个会客室，布置典雅而温馨，中间由乳白色沙发围成一圈，细心的工作人员为每位记者端上了咖啡或茶水，一下子拉近了“小马哥”与记者们的距离，使得“茶叙”一开始就非常具有“拉家常”的亲民气氛。
马英九坐在正中的一个沙发上，两边和对面都是记者，电视摄像机架在沙发的外围，以避免干扰聊天的进行。茶叙中，欧洲媒体包揽了所有的提问，提出的一些政治问题很尖锐，比如“这次为何欧盟和比利时方面的高官没有会晤？”“台湾与大陆相比，在与欧洲的经贸合作方面有些什么优势？”等等。马英九不慌不忙，用英文一一应答。他回答得颇为坦诚、专业，并信口引用种种数据和事例，一副风度翩翩的学者风范，令媒体同行们觉得很过瘾。马英九强调，此行主要是推动经济合作，但对欧盟和比利时联邦官员未能安排会晤表示有些遗憾。
让我至今有些后悔的是，面对这一原本不是机会的机会，我竟然并没有开口提问。反思一下，主要是当时我太过保守，认为一旦开口，随行马英九的十多家媒体会立刻把镜头对过来，若言辞稍有不慎就会被误读，以致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事后想来，此是多虑。为此，我经常反省，也导致后来我再遇到一些所谓“敏感人物”“敏感事件”时，便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先提问、采访起来再说。
不过，此次对马英九的英文水平、口才、风度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在国内外采访多年，见过不少母语是汉语的被采访者，有些人也宣称能说外语，甚至几门外语，但真正能够真刀真枪地与人用外文辩论、回答刁钻问题的还没有，大多是念念写好的发言稿，往往还发音奇怪。只有“小马哥”，其流利、地道的发音绝对超过大多数外交部高翻。
高翻们不要生气啊，呵呵，这的确是实话。我是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也做过不少口译，“既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这点判断能力还是有的。我虽然自认为英语水平不错，可与“小马哥”相比，差距太大，惭愧惭愧！不过，想来也服气，人家是哈佛高才生，还曾给蒋经国当过英文秘书，甚至出过专门的书：《勇者的证言——追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说》。
正规的茶叙结束了，我找准机会和“小马哥”单独聊了聊。让我意外的是，“小马哥”对我所服务的媒体很熟悉，还简单问了我们在欧洲的情况，并希望我“有机会到台湾采访。”原来，马英九曾经主管对大陆事务，因此对大陆及大陆媒体相当熟悉。
很不好意思的是，为了记住这个难得的“零距离”时刻，我主动提出与“小马哥”合影留念。要知道，严肃的职业媒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追星”，即不主动要求和被采访对象合影。这次，只好破例了。
为了表示善意和尊重，我和金泉商量给“小马哥”“送礼”，礼品是我们拍摄的他布鲁塞尔之行的一些照片。由于马英九一行当天就走，做画册肯定来不及了，我们只得将编辑好的图片刻成光盘送到“台北代表处”。我给刘某某打电话，刘很意外。
“台北代表处”很不好找，刘很耐心地告诉我们怎么走。当我们走进“台北代表处”后，发现里面的“中国味”特别浓，屏风、红木家具、青瓷……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东方。
后来，有一次我赴意大利出差，到一个华人餐馆吃饭，老板是来自台湾的一名中年女士，而且是“小马哥”的一名铁杆粉丝。当时恰逢台湾地区的选举期，这位女士正在和员工们分析马英九所在的“蓝营”与民进党“绿营”之争。闲谈中，我无意间提及曾经见过“马主席”一面，聊过天，握过手。没想到这位女士立即态度大变，兴奋地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运？我们这里蓝营的姐妹们从未有过这么奢侈的机会！”这位女士随即问我和“小马哥”握的是哪只手，并执意和我紧紧地握一番。后来，这位女士还说要给我免单，被我不好意思地婉拒了。不过，从这位女士的举动中，我算是领教“小马哥”在这些女粉丝中的魅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