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春，亦即菲茨莫里斯就读格拉斯哥大学不久，斯密一生中的转折点来到了。《道德情操论》出版，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经休谟等友人建议，伦敦的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将18位英国最知名的贵族、政治家定为这部装帧考究、用料精美的著作的赠阅对象，这说明奖掖学术在当时几乎就是经国大业。后来曾任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的查尔斯·唐森德（1725-1767）对这部作品倾倒备至，立即想在适当的时候把还在伊顿读书的继子巴克娄公爵置于作者的辅导之下赴欧洲旅游。休谟闻讯还就此事两次拜访唐森德。唐森德家族是诺福克郡的望族，查尔斯·唐森德的祖父唐森德子爵（第二）是英国18世纪上半叶极有名的辉格党政治家，英国第一任首相、诺福克同乡沃尔浦尔的妹妹多萝西是他的续弦。查尔斯·唐森德在1767年提出旨在加强北美殖民地税收的《唐森德条例》，得到议院的通过，不料触发美国独立战争。唐森德因此被视为历史罪人，但在1759年他却是极受敬重的人物，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聚会都仰仗他的出席来吸引客人。休谟称他胜过“英格兰最聪敏的人”，伯克也佩服他“敏锐透彻的判断力，辛辣而绝顶的机智”。唐森德1755年在格拉斯哥发表过支持自由贸易的声明，著有《提请公众严重关切国家主义思想》一书。他曾捐赠给剑桥大学一笔钱款用以奖励研究“贸易理论”的论文，剑桥收下赠款，但拒绝将经济学作为学生正式研究的科目，唐森德大为愤怒。亚当·斯密与唐森德的交往大约始于18世纪50年代中期。1759年夏，唐森德去格拉斯哥访问斯密，并邀斯密去他府邸做客．还就日后斯密担任巴克娄公爵在海外旅行时的家庭教师职务一事达成初步协议。1763年10月，唐森德信告斯密，巴克娄公爵拟圣诞节后出国，如亚当·斯密仍有意陪他一起旅行，将会得到优厚的薪给。唐森德在信中如此描写这位年轻公爵的品格和斯密将发挥的作用：
他有出众的才能，有丈夫气概，心怀坦荡，崇尚真理。以他的地位和财产，有了这些品质，就为他在行事上的方正不阿奠定极其牢固的基础。如果您认为他完成学校中的教育，把这些优秀的素质定型化是个上策，则无可置疑对国家和对他个人来说，他将成为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一个人物。
在当时的英国，贵族出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是十分常见的。斯密以家庭教师的名义随巴克娄公爵出访，年薪三百镑，外加出国旅行的一切费用。旅行归来，斯密的家庭教师身份就自行解除，但他将终身领到每年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此丰润的报酬对一位年收入约一百五十英镑、退休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教授而言是无法拒绝的。当时普通人年收入三四十英镑已相当不错。斯密以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教师，所需的时间和研究、天资和勤勉，绝不亚于著名的律师和医生，但是教师的报酬相对却较低，这是不公平的。斯密还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假如教师许诺要把学生训练为智慧而有德的人，索取的学费就不能太低，不然“以如此低价出卖智慧这种高货色，定会被人訾为大愚”。他还给苏格拉底算了笔账：苏格拉底所教的修辞学当时十分流行，他做系列演讲，所得在一千迈纳左右，相当于英国18世纪中叶的三千三百多英镑。斯密还提到，古希腊出名的教授都有大宗财产，乔治阿斯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金像赠给德尔菲寺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生活也极其阔绰。年金三百英镑虽然可观，以古希腊的标准来看还算不上隆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