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可能是1971年或1972年，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大概记得当时我正上小学二三年级，那年西北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旱灾。我们全村的大人们都很紧张。大队刚在山头上装了一部新的广播，不停地在广播里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公社领导的，有县领导的。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小学生年龄大一点的用水桶，小一点的，像我们二三年级提不动水桶的就用瓦罐，从河里提水给地里的玉米浇水。
那时我的年纪很小，还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恐惧和紧张。浇完水回到教室后我写了一篇日记，那时我们刚开始学着写日记，我记得这篇日记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被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接下来河里的水也干枯了，有些水井也没有水了，吃水要到很远的水井里去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在全村里一天天地加重。
有一天，我看到几位老人悄悄地进入我们学校旁边的寺院里，跪在菩萨面前祈求上天能给快干死的庄稼下一点雨，救救村里人的命。在平时总有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来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天我没有看到这些民兵。这几位老人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苹果，我拿走吃了，并把这事告诉了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结伴守在菩萨面前，希望能再碰上菩萨给的好吃的东西。但再也没有了，就遇上这一次。
等我们小孩感觉到紧张的时候，是真正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了。那时政府每隔几天发一些救济粮，救济粮不是面粉或者大米，而是一些发霉了的红薯片，很厚、很难吃，无论是煮着吃，蒸着吃，还是磨成面烙成饼吃都很不好吃。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这红薯面烙的饼了，还受到过爸爸的训斥。
有一天，生产队里又开始发救济粮了，但不给我们家发，说政府有规定，不给地主家发救济粮。爸爸听了很生气，说地主家的人也不能被饿死啊。妈妈忙阻止他，怕让村上的干部听到后会把他抓起来，送进学习班或者到街上游行。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领到了救济粮，因为生产队终于搞清了政策的界限：不给地主分子家庭发救济粮；地主家是可以发救济粮的。这就是我在小学里学到的一些名词和政治概念。
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村上许多人家趁着黎明前天还没有亮，以黑夜做掩护，一家家地拖儿带女去外地逃荒要饭了。在我们村子里，去外地逃荒要饭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逃荒要饭的家庭只能趁天没亮走，目标就是一直往东，据说前面就是陕西，八百里秦川，那里的土地肥沃，人心也好，不会看着人饿死。至于到底有多少户人家去逃荒要饭了，我的老师潘麟玉后来告诉我，全村一共有27户人家，有17户都去逃荒要饭了。
遇到了饥荒，各家想各家的办法，我的小学同桌潘中勇，他妈妈每天晚上把高粱糠和烧碱放在一起，把高粱糠腐蚀烂了，第二天再给他们一家蒸着吃。
烧碱是从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家造纸厂里捡来的。烧碱这东西很厉害，放在衣服上衣服就破了，沾到皮肤上的话，沾到的地方就烂了。长大后才知道烧碱的名字叫氢氧化钠，是用来腐蚀麦草的，我们现在用的纸张就是用烧碱腐蚀过的麦草制造出来的。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严重营养不良，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长满了癣，老师说这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有几位同学在这次饥荒中饿死了。小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叫不出名字了，但饿死的这几位同学的名字和他们的长相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叫吴家喜的同学，那天学校开完了大会，他搬着一把椅子和我一起走，他走一走就歇一歇，后来他就坐在椅子上对我说：“这辈子要能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该有多好啊。”我当时就想，全学校就两三把椅子，你哪能总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呢？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吴家喜同学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句话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吴家喜就死了。
当时我们家也没有吃的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十分坚强的人，一定要让我们一家活下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先把最小的妹妹送到别人家，找人家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他家一定要有一头正在产奶的奶羊，让我妹妹能吃上羊奶，不然的话也会饿死。
接着把二妹妹也送给别人家，条件是他们家要有粮吃。
送出去一年后，我妈妈天天晚上做噩梦，想孩子，所以没过几个月又打发我把二妹妹背回来，我记得当时走了几十里山路，我的一只鞋底掉了，光脚在山路上背着妹妹回来了。我背到村口的时候，爸爸偷偷从农业学大寨基地上跑出来接我们。我那时年龄小还不太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当时的画面牢牢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每次回想起这些经历，就觉得跟父母的感情特别近，跟背回来的妹妹感情特别近……
艰苦的年月教会了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