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些女性是如何应付这种困境的。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还未成年，但是我仍能提供帮助，而且我不用担心下一餐或者可预见的将来里的任何一餐。这些每天往返于医院的母亲们通常（但并非全是）处在经济状况较差的社会阶层——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要艰难应对不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这让她们难上加难。这些女性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日复一日，我看到她们在这种重压下目标明确、毫无怨言，不懈地设法缓解孩子们的痛楚，在那种可能会令我们大部分人屈服的环境下，展现出强大的内在力量。
对我而言，这些母亲是无名英雄。正是她们让我开始研究女性的处境，研究我们的价值是如何被社会认同或低估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现状下，形成一股强烈的自我价值感。
虽然目前我并没有利用我的博士学位成为执业临床心理学家，但我对人类行为的兴趣，特别是有关女性和儿童行为的兴趣，却从未消减。一个人不需要是研究人员、统计学家或学者，就能够发现对女性价值的认可与承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尽管我们兼顾了其他的一切——如职业、家庭、婚姻以及各种关系的维系——我们的价值感却总是被降低到次要地位，远远落后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需求与期待。为什么会是这样？习惯，需要，文化，还是社会压力使然？
虽然我通过自己独特的镜头看到了女性的价值（顺便说一句，其中一个镜头是美好的玫瑰色），妇女和女童的整体状态却是一个如此严重的全球问题，以至于联合国到 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因此，我开始撰写关于女性的短文、博客以及评论文章，利用自己的能力、声音和资源来宣扬这些目标；在慈善组织中任职，援助备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女性，向致力于提升女性平等、自由与才干的组织捐赠资金（其中一个是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它支持全世界勇敢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另一个组织是妇女基金网络，对女性进行实际的经济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