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部奇史，即本书乃是北京之奇史，书中所写及、道及的种种世相，有些或许耳熟，曾被书写，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与国会之关联，谁又写得那么翔实明晰可感？）而大多细节很少见诸新文学诸多作家笔下。以我看来，这或是因为新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来者（除老舍外），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也不过是寓居于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们可以描摹北京的风俗与风景（如卞之琳写“垃圾堆上放风筝”），但对老北京的细节缺乏理解，对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们所书写的其实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谈古、好抄书、好风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这些彼时寄身于报业的文人，或与今日之专栏作家相仿，但不仅仅写“美文”“时评”，还要写新闻、剧评、打油诗、岔曲……简直是样样都干。而且他们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长（多是旗人），对老北京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变化极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于笔下，而化作彼时老北京的一份极真实又极富情感的见证。以下举本书中所涉及的数个事件为例——
旗人之命运。本书中几乎无处不有。鼎革之后，旗人之遭遇极其悲惨，但亦有分化。书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书亦可称作一部辛亥之后的旗人“变形记”。大多数旗人堕入社会底层，如主人公宁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况，穆后来改姓宁）从郊外进北京城，在万寿山所雇人力车夫，便以满语呼之。彼时之旗人，无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车夫为业（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为奋斗目标），女则多堕入娼门。观此段描写，与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之人力车夫诗相比，可见差异。鲁迅文、胡适之诗仅止于对人力车夫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车夫只是劳苦大众的符号，而穆儒丐所写这一场景则涉人力车夫之因果。
书中亦写堕入娼门之旗人妇女，至少有两种：一是桂花，为其母主动送入窑子，成为八大胡同里的红人，被议员包养，因而引发了一场闹剧；二是秀卿，因家贫卖笑，却是奇女子，被主人公引为知己，后因贫病而死。此二种，皆是入娼门之旗人之命运，或者前者更常见一些，后者只是作者之理想人物（亦是才子梦）。
书中亦写旗人之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者。如主人公寄身之《大华日报》老板白歆仁，白氏是主人公留日的同学，亦是旗人，回国后应合时势，在国会里当议员，出入于八大胡同，又拥护袁世凯复辟。从书中描写的细节，再对照相关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如主人公宁伯雍即是作者穆儒丐之化身，报馆老板白歆仁亦真是穆氏的留日同学乌泽声的化名，穆儒丐来到北京城谋职，就是栖身于乌泽声担任经理的《国华报》（惜《国华报》今已不存，不然可见更多细节），乌泽声投入进步党（可说是进步党的党鞭），被列入安福系家谱之孙辈。乌氏鼓吹袁世凯当皇帝，时《国华报》新闻常自称“臣记者”，亦是民国报界的一大笑谈。书中，主人公指责老同学背弃往日理想，亦是有据可查。因彼时留日的部分满族学生，曾创办《大同报》，提倡君主立宪，穆儒丐、乌泽声都曾赞襄其事。而这群留学生的领袖，满洲宗室恒钧，此时也在国会为议员，成为国民党人。因此，往昔的这群朋友，满怀天下之大志，在其所属的阶层倾覆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道路。也可由此见及辛亥之后旗人知识分子的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