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义山的针灸对袁文道的病起了一定作用。他的眼睛开始明亮了，但依旧神智混乱，依旧护着银项链，依旧叫着妻子的名字。
经过近三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鹿特丹，时间是1940年5月9日下午。
鹿特丹位于莱茵河和马斯河交汇处，是荷兰第二大城市，也是欧洲的第一大港口，素有“欧洲门户”之称。整个城市分布在马斯河两岸，荷兰是一个低地国家，在海风吹拂下，温度比德国凉爽许多。
李志民找了一家旅馆让我们住下后，就去港口询问客轮的班次。
现在的鹿特丹显得很冷清，街面的行人很少，大多数是巡逻的军人，他们是荷兰精锐部队“女王团”的士兵。他们在街道、桥梁上构筑防御工事，一些重要位置的市民房屋也被征用，屋顶架起了高射机枪。
战争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每家每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贴上了纸条，这是为了使玻璃被震碎后不会飞溅。男人们在挖防空掩体，或是加固自己的地下室，街边到处堆积着泥土。女人们在肉店和食品店前排成长龙，购买必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为了应对德国人的坦克，荷兰人将老式的汽车和马车横在街道上，有一些地方挖了深深的路堑和岔线。钢筋混凝土的房子，窗户被砖堵住，留出了机枪眼，匆匆地改建成为临时堡垒。政府大楼前设置了路障和水泥墙。总的看来，由于时间不足，很多阵地前只设置了铁丝网。
头戴英式钢盔的荷兰士兵，大多显得无精打采，他们的装备和德军的比较起来，较为落后。守城的军队缺乏重武器，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
几架老式的荷兰战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不时向地面的步兵晃动翅膀，这些士兵看了后，连忙吹着口哨，将帽子抛向空中。但他们不知道，要是德军真的入侵的话，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傍晚时分，李志民拎着一包食物回来了，他面带忧郁地说：“没有客轮了，最后一班开往香港的客轮早在十天前就开走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不知说什么才好。
李志民缓缓地说道：“黄先生，要我看，你还是放弃吧，袁文道已经疯了，他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到处都在打仗，你带着一个疯子回国，只能给自己增添麻烦，保不定连命都送掉。”
我没回答他的话，力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志民又说：“要不然你们就在鹿特丹住下来，等下一班客轮的到来，不然你去哪儿，去哪儿？这里还算安全，到处都是士兵，日本人不敢动手的，放心好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到法国马赛港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从那儿上船走。”
李志民怒了：“什么，你还要往前走？上帝啊，我看你不是个傻子就是疯子。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他是一个连饭都不吃的傻子，整天就知道叫老婆名字的疯子，没得救了，你用脑子好好想想。”
这时，电灯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鹿特丹实行了灯火管制。
我点上蜡烛，轻声说：“袁文道是我的同胞，无论他是疯子还是傻子，我都不能遗弃他，一定要带他回国。”
李志民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拍拍我的肩头，然后点燃煤油炉，这家旅馆为客人准备了做饭用的器具。李志民把买来的荞麦面和水搅拌在一起，调和均匀，又舀了一碗面粉，掺碗水。他往壶里放了一把咖啡，然后从罐头里舀出一块黄油，让噼里啪啦的油顺着滚烫的长柄煎锅滑下去。他均匀地把荞麦面倒进油烟升腾的煎锅。面糊像火山熔岩那样向四下散开，黄油吱吱地响起来。很快，一顿西式晚餐就做好了。
面对美食，蜷缩在墙角的袁文道，无动于衷，看也不看。我脑子一热，把袁文道拉了过来，将一杯牛奶放在他的嘴边，说：“吃啊，快点吃！瞎子，快吃！”
袁文道无神地望着天花板，嘴唇紧闭，牛奶流了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