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北方，也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汉字及其衍生文字喃文被废止，采用了法国人创立的拼音语言。在历史叙述上，一些越南史学家也坚定地采取了“自我中心化”的史学叙事方式，将越南刻画为东南亚小区域文明的发源地，甚至是涵盖中国南方的百越文明的发源地。此外，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蒙古国则在亲近苏联的时期将蒙文拼写字母改为俄文字母，在文化上显示出“脱中近俄”的趋势。此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不断对其治下的华人文化进行限制。
不无讽刺的是，最强劲的解体“中华文明圈”的运动发生于中国大陆本身。这场运动将亨廷顿所说的构成“中华文明圈”的基本要素彻底荡尽。1905年的废科举、1916年起的新文化运动、1949年到1966年的激进文化发展，彻底粉碎了儒学传统的基本载体和传承机制。繁体字变为了简体字、文言文退出了文学和公文系统，教育体制彻底西化。此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大陆名存实亡。文字的繁变简，儒学和佛教的式微自然割断了中国大陆与原有中华文化圈国家的主流文化关系。再从“跨境少数民族”来看，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大陆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了“新文字”。由此这些民族与境外使用“老文字”的相同民族出现文化间隔。与此同时，更多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在文化上离他们的境外族群渐行渐远。
以上文字只是价值中立的描述。笔者无意否定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不过，这个进程确实在中国大陆带来了一个让人十分纠结的后果：现代中国通过激进的文化民族主义手段，消解了自己作为原有“中华文明圈”之中心国家的地位。将自己从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国家”——即一个国家代表一个文明——矮化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是与原中华文明圈内其他民族国家在文化上格格不入的国家。
毫无疑问，亨廷顿在谈及世界文明时首先提到的那个“中华文明”，其实是个在20世纪迅速消失的东西。其消失要素包括：
由于多国选择以拼音化取代汉字，汉字文化圈奄奄一息；由于汉字文化圈衰微，西方思想以及基督教强势进入，儒学文化圈解体；由于自我中心化历史叙事，中华主义中心化的史学叙事解体；由于多国接受了源于西方的法制理念，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完全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亚多国社会中，“西方近而邻国远，未来近而过去远”已成为一种普遍心理。这是中华文明圈解体的最深刻原因。它表明，所谓中华文明与目前十分活跃的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在时态上并不一致。
3.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与其现代性进程的关联
亨廷顿的论述有个明确的理论目的，那就是要用“文明”这个“大文化”范式超越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后一范式有两部重要的奠基之作，一部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另一部是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应该说，在涉及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等问题上，亨廷顿的“文明范式”确实显示出了优势。但在涉及东亚或中华文明的地方，亨廷顿的范式就显出明显不足。
亨廷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假定：
第一，近代几百年，整个世界主要由西方文明支配。但到了今天，西方文明一极独大的局面结束了，“多极文明的世界体系”开始出现。
第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民族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