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说，有一年他晚上路过黄河开封段，老远就看见水底下精光四溢，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趴在河边一看，看见水底下聚集了许多怪鱼，这些鱼有巴掌大，光线就是从这些怪鱼身上射出来的。
他说，他后来也见过几次这种会发光的怪鱼。这种鱼身上发出的光，还会随着月圆月缺变化，满月时最亮，能将周围的水草、石头照得清清楚楚，月初时只能发出一点微弱的黄光。
这些怪鱼很古怪，要么不出现，要出现就是成百上千条聚在一起，有时盘踞在河底一块大石头上，有时集体浮在水面上，仿佛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
在黄河菏泽段，我爷爷还见过屋子那么大的鱼。
那年大旱，黄河断流，一条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鱼就搁浅在河道中，在水中露出半个鱼脊，嘴巴一张一合，艰难地呼吸着。
那鱼头足足有卡车那么大，上面鼓着一个大硬疙瘩，鱼嘴上还连着几根通红的须子，有手指头粗细。鱼头腥臭无比，上面落了黑压压一片蚊蝇。
当地人看着这鱼大得邪乎，赶紧叫来了算命的瞎子。瞎子掐指一算，说这是条修炼了几百年的黄河鲤鱼，头上的硬疙瘩是结的七层龙鳞，待它头上的龙鳞脱落，就会长出角来，那就要化身成龙了。这次鲤鱼落难，大家务必帮它一把，一旦它飞升成龙，定会保佑村子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大家也怀疑这鱼是黄河大王的真身，忙组织壮劳力深挖河道，想将黄河水引过来，将这条大鱼送走。一面又组织了妇女孩子不断将水浇在鱼头上，一是防止它脱水，二也是为它驱赶蚊蝇。
大家忙了一整天，可是最后大鱼还是死在了河道中。那时天热，鱼很快腐烂发臭，熏得整个村子像个大粪缸。大家让瞎子拿个主意，瞎子让大家掩了口鼻，将鱼肉剔下来，架起火焚烧了，将鱼骨架建了个黄河大王庙，让人每到初一、十五祭拜一下，能保四方平安。
我爷爷说他还遇到过会飞的鱼，鱼鳍处长了两只薄如蝉翼的翅膀，脑袋下有一条长须子。这鱼喜欢在傍晚拍打着翅膀在水上低低飞翔，后来撞到渔网上，被渔民捉住了。渔民正要杀了它吃肉时，被我爷爷用一壶好酒给换了过来。
后来，黄河边上建立了一个黄河水生物博物馆，博物馆向民间征集黄河中的稀罕生物，我爷爷就将这些年收集的古怪物件捐了出去。
馆长是第一批留洋的专家，后半辈子都留在了黄河边上，搜集了好多黄河龙骨、三足鱼、蛇蝎子、鱼嘴鳄，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珍贵的黄河标本。
结果有一年黄河决了口子，博物馆被大水淹没了。说来也怪，当时洪水并不大，待水退下来后，就发现博物馆一点儿事也没有，就是老馆长收集的黄河古怪生物标本全部被水冲走了，一点儿也没剩下。这些关于黄河古怪生物的第一手隐秘资料，从此沉入了水中，再没有出现过。
老馆长老泪纵横，一时间号啕大哭，径直奔到黄河边就要投河，谁都拉不住，却被一个老河工轻轻一句话劝住了。
他说：“这些东西没了，也好，你还想留到什么时候？”
我当时还听不懂这个故事，不了解为什么寻死觅活的老馆长，被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劝住了。
好多年以后，我在黄河上漂泊了半辈子，经历了太多黄河上的古怪事件，才渐渐明白：
黄河的秘密，只属于那奔腾了数百万年的黄河。无论什么秘密，终将在黄河中化成一抹浑浊的黄水，尘归尘，土归土，什么也留不下。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父亲叫白浪，按照我们白家的规矩，他本该做黄河上的采金手艺人，却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做了个规规矩矩的河工。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从河工中征调人才，我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被征调进了黄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更名为黄委会，我父亲也编入了新黄委会。1954年，黄委会从开封迁到郑州，我们家也跟着搬到了郑州。
我爷爷的意思是想等父亲退休后，让我接父亲的班，也进入黄委会，做一个治黄的河工。然而到了我接班的年龄，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国家机关陷入了瘫痪状态。父亲在国民政府工作过的事情也被揪了出来，被扣上“一贯反动”、“内奸”、“间谍”等帽子，关入了牛棚。
当时，全国都在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觉得憋在家里太无聊，便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地报了名，被派到三门峡一个叫上河村的地方插队。
临走前，我跟爷爷道别。爷爷的身子骨越来越差，说话糊涂，整天躺在石榴树下的藤椅上，盯着那块白石头，谁叫他也不应。
我跟爷爷道别，就是想跟他打个招呼，我站在爷爷身后喊道：“老爷子，我要去三门峡的上河村插队了，得过年才能回来，等我回来给您带条黄河鲤鱼哈！”
我说完转身就走，爷爷突然在身后说话了。
“石头，你说你要去哪儿？”
爷爷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我忙转过身说：“爷爷，我去三门峡，那边有个小村子叫上河村。”
爷爷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说：“上河村？那里还有人？”
“有啊，接收我们的人说，那儿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小村子。”
爷爷嘴唇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终于什么也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