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上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又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杜聿明的女儿,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她都看不上,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怎么样?那才是眼光呢。”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我沉醉了好些日子,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跟许小曼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我不做出点事来怎么对得起她?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连生气都让人爱。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亚洲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也没见到过许小曼啊。

因为许小曼,我得罪了那几个同学,他们把我看作情敌。伍巍说:“大为你爆冷门了,你有时考试爆冷门,没想到别的方面也爆冷门。”我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想到。”又恨自己不争气,他这么说,我怎么不反击?马上又说:“难道谁规定了谁一定是属于谁的?”汪贵发在一边说:“没想到他倒吃着天鹅肉了。”这个汪贵发,前几年经常耍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寝室,几个人围着一副哑铃在说什么。汪贵发说:“池大为,刚才我们几个人举哑铃,看谁能双手举两只坚持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你敢试试?”我说:“这算什么!”举了有五分钟,汪贵发一本正经看着表说:“快了,快了。”另外几个人开始发笑,渐渐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才知道上当了,硬是咬着牙坚持了十分钟。伍巍说:“我肚脐眼都笑疼了。”现在汪贵发竟又这么说我,我憋了一会儿,冲口而出说:“你才是癞蛤蟆呢!”他马上跳起来说:“池大为你骂人干什么,我说你了吗?”我说:“那难道我说了你?”两人吵了起来,被伍巍拉开了。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家里惯坏了,也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赔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那种等级观念,她认为人天生就分为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连血液和脑垂体都不同,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因此不可能改变。而我的观念完全是平民化的,我看那些山民的孩子并不比谁傻些,只是没有一种适合的环境。我说:“我就是山坳里出来的,那我也是下等人。”她说:“你不是,不然怎么你没读高中也考出来了,别人就出不来?你爸爸也是读了大学的。那种不同在血液里骨头里脑髓里。”我们辩论了好多次,我总无法说服她。后来她带我去了她家,知道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房子,五室两厅,要转几个圈才能够把房子的结构弄明白,比起来学校那些教授的房子就太寒酸了。连许小曼自己,也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中之房。我刚坐下,就有保姆倒了茶,摆上了点心,不一会儿又是勤务兵送来了开水,把垃圾提了下去。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人跟人这距离真远过天地之遥啊。快到中午她妈妈回来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把提包放下来的动作特别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那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许小曼说:“这就是池大为,我跟你讲过的,妈。”我被她妈妈镇住了,她问我很多话,我回答得语无伦次。硬着头皮吃完了饭,回到许小曼的房间,我才松了口气。许小曼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巢了。”我心想:“那我还不如住到贫民窟去呢。”

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没有止境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自己却十分认真。特别是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都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儿,我还是退了下来。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儿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心里没有我,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又想,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经过了许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不同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父亲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他说的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过一次,印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的是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分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见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到底我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我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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