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
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
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