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醉 二(8)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入口的都是忧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话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

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届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们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事,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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