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暂时打断陈虻的叙述，插进一段小故事：当年《生活空间》栏目组里有一位编导，陈虻苦口婆心指导了很长时间，仍不能上路。虽然面对面、手把手的指教还在继续，但陈虻对他有点失去信心了。就在这个当口儿，这位编导的片子突然焕然一新，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审定片子时，陈虻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祝贺你，也谢谢你。祝贺你终于开窍了，也谢谢你到底挺住了。”
陈虻：大道无术。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在栏目管理当中，制片人与编导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肯定有矛盾。陈虻如何看待与解决这个矛盾？
他说：1996年我和编导一起在法国巴黎搞了一次中国电视周，在去卢浮宫的时候，我跟一位编导一起看画，我说看见了吗？挂在卢浮宫里的叫作品，我们现在拍摄的片子叫素描，但是每一个把作品挂在卢浮宫里的人都是从素描开始的。我对编导的认识也是从素描开始的。很多人并不是天生下来就开始拍纪录片，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在摸索，在碰撞和激励中寻找所谓正确的路径。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常成长的过程，我愿意把我和大家相处的日子当成画素描的过程。我自己主观认定，这不是产生个人作品的阶段，这是一个素描阶段。而我认为我对编导们最负责的一点，跟他们相处在感情上最负责的一点，我可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像拍其他片子那样更多的挣钱机会，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升官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就不太会升官，我们相互给予的可能就是一种技术的提高，一种意识和观念的转变，这样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这是我和编导之间可以相互给予的东西。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两种知识：一种叫可言传知识，一种叫不可言传知识。可言传知识可以教授，可以传播。而不可言传知识无法用语言规范，实际上是在磨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家在一个共处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默契，只有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能明白的东西。对于一个人的培养，要从你自己做起，要求你的部下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自己对下属都没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求别人诚实，自己都不诚实；要求别人信任，对自己的编导都不信任，谈什么人文关怀，谈什么诚实，谈什么信任？这是不可言传的知识，这就是一种文化。
因此，陈虻的结论：“大道无术”。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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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喜欢做制片人，他说，因为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人做，而是一群人来实现，带领大伙儿朝一个方向走，坚持走下去，并走出一条路来。
他当上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仍然对制片人情有独钟，把制片人的作用看得“重中之重”。
陈虻说：我想指出的是，副主任这个岗位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对实际工作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我现在更多的是在从事行政的管理工作。真正对栏目起指导作用的，并深入到每个题材，每个具体节目的制作，提高每个人员的素质等等重要的方面，主要还是由制片人来完成的，制片人身上承担着更重的担子，可谓“任重道远”。因此我做的应该是搭建更大的舞台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能，去打造出一个更加精彩的《东方时空》，而不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还是在那本总结与记录央视新闻评论部辉煌岁月的《十年》一书里，孙玉胜说：出色的制片人应有共同的品质特征：正直、真诚、智慧，他们应当具备带领一个栏目一个集体“天天向上”的人格魅力和职业素养。
陈虻做到了。
附文：
大约在2000年，陈虻对他的母亲说，这么多年，采访写他的记者有好多，但看来看去，他最喜欢的还是1995年的一篇专访《选择人性——记“中国十大杰出制片人”陈虻》。
本篇专访的作者余京津在陈虻去世后，写过长文纪念。文中提及陈虻当时曾经盛情邀请她去《生活空间》栏目组。陈虻说：“你什么时候去我们栏目组啊？你去了，他们一定都非常高兴！会热烈欢迎你！”余京津形容情绪高涨的陈虻，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像春节里喜庆的鞭炮”。
余京津现在完全明白了，《生活空间》栏目组在陈虻心目中的地位：
“这是陈虻组建的一个家，由非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的具有亲情感的家。这个团队其实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胜过《生活空间》出品的任何一部纪录片。他的这部作品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如此的美好，所以他想让我亲眼看到。他对他的杰作如此的自豪，以至于他一想到它就会感到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