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在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他进的第一个栏目组是《人物述林》。
他把自己的名字陈小兵，改为陈虻了。
你的名字叫陈mánɡ吗？
那个字念ménɡ。
这个名字和“牛虻”有关吗？
有，因为我属牛。我父母读过《牛虻》这本书。
但叫来叫去，在众人口中，还是把ménɡ叫成了mánɡ。后来，陈虻也懒得纠正，自己也叫mánɡ了。
同事们回忆当年的陈虻，在关海鹰（关海鹰：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专题部副主任，现任新闻中心时政部主任。）的笔下：陈虻个头匀称，短发，两眼非常有神。在赵微赵（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专题部副主任，现任新闻中心评论部主任。）的眼里：陈虻穿件大红的体恤，留着短寸，很瘦很健康，意气风发的模样。
而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当年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吕大渝说：陈虻在先后进组的几个年轻人中是比较文弱的一个。她在《悼念陈虻》文章中提到一件往事：“当时组里分到一个支教的名额，人选原来是别人，可临阵意外地变成了陈虻，我有些不忿，但好歹是个副组长，没原则的话不能讲，只好劝慰他：没关系，就去一年，很快就回来了。陈虻安静地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对他心疼的感觉，大概就是从那件事开始的”。直到十多年以后，吕大渝再见到陈虻时，陈虻已经当上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感觉仍然是“让人心疼的陈虻。”
到这个栏目组的头三年，陈虻没有具体分工，每天上下班，与在航天部当团委干部时的反差犹如天上地下。他后来说：“当年我干的工作就叫‘打杂’。主要任务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我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我就负责跑邮局寄钱。”
有心人即便打杂，也不忘学艺。给摄像师扛机器，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比画。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跟在剧组后边扛大箱、接电线的那个阶段，陈虻有一次被分配给日本NHK电视台当剧务，拍一部关于亚洲住房的专题片。他把这个机会当成上一次培训班，每天张罗琐碎事务的同时，他默默地观察这部专题片的每一个生产环节，记下了日本人怎么做前期、怎么做调查、怎么选择被拍摄对象和现场，还有每晚怎么做案头工作。
有个圈内人指点陈虻：“你进电视台要先学会拍照片。”他立马就把结婚的金戒指卖了，还卖了一个小录音机，凑足钱买回一台佳能照相机。十多年以后，在给《纪事》栏目组讲课的时候，陈虻谈起这段往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贫如洗。但我有了相机，天天在马路上咔嚓咔嚓拍照，回家自己冲胶卷，琢磨构图、用光、景深。”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进入栏目组的第三年，一天下午，陈虻在办公室值班，领导大步闯进来：“有个紧急任务。”他环顾四周，没有别人，就对陈虻说：“交给你吧。明天上午九点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哈默。你知道谁是哈默吗？”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劳动报》记者费凡平在当年采访陈虻的报道中，都曾描述过这段故事：
陈虻脑子“嗡”的一下：哈默是谁？第六感觉告诉他，把他撞“嗡”的不是哈默，而是机会。他迅速回答：“知道。”领导说：“那好，明天9点，把采访提纲带上，我们准时出发。”
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陈虻起身窜了出去，如果抓紧时间，如果图书馆还没有关门，一切都还来得及。守着哈默的材料，陈虻忙了一夜，写下了九个问题。
第二天，他们顺利地采访了哈默。收工的时候，领导叫住陈虻，把13分钟的素材带交到他的手上，只留下一句话：“做一个10分钟的节目”。
对于一个10分钟的专访节目来说，这点素材只是杯水车薪。离播出还有两个星期，陈虻跑遍了北京城所有能够找到哈默资料的地方，文字的、图片的、影像的，一一搜罗到手。解说词只需要几百字，但陈虻字斟句酌，整整写了三天。把它交上去的时候，陈虻的手都在发抖。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他采访陈虻的时候，已经距离这个节目拍摄过去14年了，但陈虻还能准确地背出几百字的解说词。
陈虻成功了。美方也很满意。不久，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决定邀请一个摄制组赴美拍摄哈默的人物传记片，点名要的就是陈虻这个摄制组。
在美国整整拍摄了一个月。回国做后期时，陈虻请赵忠祥做解说，第一次做完以后，赵忠祥对陈虻说：“这片子太好了。我又找到新的感觉了，我要重新配一遍。”
《勇敢的人——哈默》是陈虻拍摄电视人物片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他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把最新的新闻时事镜头与过去的历史镜头平行剪接，他说：“利用结构的力量，构成时空的张力，展现人物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