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的选择性，也称作列举有利的条件，或是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记住成功，忘掉失误（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讲的是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刚刚到达美国，参加曼哈顿核武器计划，他被带到美国的海军将军们面前：
某某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有人向他介绍说。
伟大将军的定义是什么？费米以其独特的方式问道。
我想是指一位接连不断赢得许多次战役的胜利的将军。
多少次？
经过几次讨价还价，他们将之定为五次。
多大比例的美国将军是伟大的？
经过更多次讨价还价，他们将之定在一个很小的百分数。
但是想一想，费米又说道，根本没有伟大的将军这么回事。所有的部队都是公平较量的，取得胜利纯粹是一种偶然。因而赢得一场战斗的概率是二分之一，两场是四分之一，三场是八分之一，四场是十六分之一，而连续赢得五场战役胜利的概率是三十二分之一——约为百分之三。你可以期望有百分之几的美国将军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纯粹通过概率进行计算。那么，他们中有哪个人可能连续打十场胜仗吗？……）。（例如，一个州会大肆吹嘘出了多少总统，却闭口不提成群的杀人犯。）
对很少的数目进行统计——同观察的选择性非常类似。（例如，“他们说五个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怎么可能？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你的真诚的……”或是：“我连续掷了三个七。今晚我不可能输了。”）
对统计特性的误解。（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现整整有半数的美国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表示震惊和忧虑。）
自相矛盾。（例如，谨慎周密地对一个可能存在的军事对手制订出计划，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而对有关环境危机的科学项目却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危机还没有被“证实”。把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现在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觉得宇宙将会在未来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是理所当然的，但却认为宇宙可能拥有无限的过去是荒谬的。）
non sequitur——拉丁语：“不是必然推论”。（例如：我们的民族必将强盛，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然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这当作真理。德国人的说法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论的谬论，都不过是没有认识到会存在多种可能性。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语：“它发生在后，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马尼拉大主教斋米·卡迪诺·辛说：“我认识一个26岁的妇女，她因为服用〈避孕〉药物而显得像60岁一样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核武器。）
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无法抗拒的力作用于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这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无法移动的物体。反之亦然。）
排除中间状态，或是采用错误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许多中间可能性的连续统一体中，只考虑两个极端。（例如，“当然，听他的；我丈夫是完美无瑕的；我总是错的。”或是：“你不是热爱你的国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决问题，那么你就是在捣乱。”）
将短期和长期对立——排除中间状态的一个子集，但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将之单独提出来，以引起特别的注意。（例如，我们无法制订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的计划。我们迫切面临的是对付发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础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