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是否就是行船的帆呢?(2)

窗外,檐水一直在响,夹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再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我耳膜都起茧了。可是你想想,孟邹,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驹过隙,一忽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无非两个字,”陈独秀伸出两根指头,“理想。”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弟明白了。”汪孟邹站起来,“仲甫,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他走到门口,拧灭灯,关上门,忽又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

“仲甫,”汪孟邹在黑暗中说,“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又是一句废话。”

“真的,我们皖人脸面有光了。”

“还是废话。”

北方邻国果然秘密地来人了。

京城4月,尘沙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儿暖融融地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厂甸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儿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豌豆黄!驴打滚!来块大切糕喽!”

“糖豌豆来,江米粥!扒糕,凉粉,老豆腐!”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人很觉稀奇。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痛的这一天,李大钊在京城诚恳地接待了几位来自北方邻国的客人。

他们是秘密来的,公开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

领头的是魏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他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魏金斯基四十多岁,中国皇城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他问李大钊,小贩们的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京戏的一种唱腔。李大钊告诉他,不是唱腔,但这种吆喝确实很像京戏里的道白。流动小贩们在大宅院门前的吆喝要比在这街路上的吆喝更见悠长,“开了锅的喽,炸豆腐呵”,一句长腔,要长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膜一振,而耳朵是直接连通胃部的。

魏金斯基哈哈笑。

笑完之后,魏金斯基便要品尝小吃,李大钊连连说不成。为人东道,吃炸豆腐,这哪成?不成体统!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铺,魏金斯基却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齐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

切面铺子不大,门口照例挂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

山东汉子杨明斋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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