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檐水一直在响，夹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再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我耳膜都起茧了。可是你想想，孟邹，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驹过隙，一忽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无非两个字，”陈独秀伸出两根指头，“理想。”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弟明白了。”汪孟邹站起来，“仲甫，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他走到门口，拧灭灯，关上门，忽又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
“仲甫，”汪孟邹在黑暗中说，“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又是一句废话。”
“真的，我们皖人脸面有光了。”
“还是废话。”
北方邻国果然秘密地来人了。
京城4月，尘沙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儿暖融融地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厂甸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儿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豌豆黄！驴打滚！来块大切糕喽！”
“糖豌豆来，江米粥！扒糕，凉粉，老豆腐！”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人很觉稀奇。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痛的这一天，李大钊在京城诚恳地接待了几位来自北方邻国的客人。
他们是秘密来的，公开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
领头的是魏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他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魏金斯基四十多岁，中国皇城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他问李大钊，小贩们的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京戏的一种唱腔。李大钊告诉他，不是唱腔，但这种吆喝确实很像京戏里的道白。流动小贩们在大宅院门前的吆喝要比在这街路上的吆喝更见悠长，“开了锅的喽，炸豆腐呵”，一句长腔，要长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膜一振，而耳朵是直接连通胃部的。
魏金斯基哈哈笑。
笑完之后，魏金斯基便要品尝小吃，李大钊连连说不成。为人东道，吃炸豆腐，这哪成？不成体统！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铺，魏金斯基却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齐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
切面铺子不大，门口照例挂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
山东汉子杨明斋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