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梁与项羽起兵，《史记?项羽本纪》有一段很精彩很生动的描述，其云：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 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如果比较一下刘邦与项梁、项羽起兵的情况，二者有同有异。项梁与项羽是贵族出身，刘邦则是布衣出身。从人物性格上讲，刘邦大度，善于容人，故受沛人之拥戴。项梁有组织才能，项羽有勇气，力大无比。起事的时间都是七月陈涉起兵以后的九月间，可见陈胜起兵影响之大。从沛令与会稽郡守之比较看，沛令是县令，郡守地位要高一级。陈涉起兵以后，在这个地区，“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所以这两个官员才会感到秦大势已去，秦国再也无法挽救他们，因而思想动摇想起兵参加反秦的队伍。
而沛令决定起兵之后又反悔了，所以被杀。秦国在地方上的郡守、县令，都不得人心，由于频繁的徭役征发，在当地都弄得天怒人怨，没有群众基础，所以他们想借助于山泽的亡命之徒，想在群众起来时占得先机。结果原来的秩序一旦动摇，他们自己却成为群众起事用来祭旗的牺牲品。项梁这个人世世为将出身，又有组织能力，还有侄儿项羽那样英勇善战的帮手，怎么会甘居郡守之下呢？会稽郡守，《汉书?项籍传》称假守，即兼太守的职务，名通，《楚汉春秋》云其姓殷。当他与项梁商议起事之时，缺少防备之心，反而为项梁提供了借他人头起事的机会。项羽带过江的江东八千子弟兵，便是借着会稽太守所佩的印绶召集起来的。秦国地方政权趋于瓦解时，也不是没有地方官被当地群众起兵拥戴的，那要看他平时的为人及其在当地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如陈婴便是典型的例子。《史记?项羽本纪》云：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东阳在淮河以南，今安徽天长西北，秦灭楚后置县。令史，是县令身边的文书官员，地位不高。陈涉起兵以后，各地纷纷响应，东阳县是当地青少年自发起来杀其县令，几千人聚合在一起。没有领袖，由于陈婴办事公正、谨慎，所以立陈婴为其长。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直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革命党自己搞起来，都是下级军官，便一定要拖一个黎元洪出来当头头。这里面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有威望。陈婴的母亲反对称王，也有她的道理，称王风险太大，弄不好成为众矢之的，项梁是一棵大树，傍大树多少可以遮荫。所以宁可以兵属项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