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罗亦农与顾顺章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战友和朋友关系，在多年相处和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顺章对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去干等能力和工作作风是认可的，因此，对他是尊重的，对其在工作上积极支持和配合的。在武汉期间，顾顺章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身份服从时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的指挥，即便同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依然如故，乐意为罗亦农服务。除了武汉的事例外，郑超麟还提到从武汉迁到上海一件小事：
“中央于9月底迁回上海后……我和他（罗亦农，笔者注）仍旧密切地往来，我忘记了他刚到上海时住在什么地方，但记得同他一起去看他尚未搬定的新房子，那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恰在此时，发现他的尚未搬进门内的一只箱子失踪了，箱内装的是文件，于是紧张起来。顾顺章派人在附近马路上监视，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显然是小偷偷去，箱内东西对小偷没有用。”
顾顺章还与罗亦农有着一种共同的性格，那就是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不谈自己的家庭出身。
顾顺章接受了任务后，抓紧落实，希望尽快惩处叛徒，为中共除害，也为亡友报仇。
其时，中共假装不知道何家兴夫妇是叛徒。为了不使他们产生怀疑，还派人告诉他们，戈登路机关不能住了，要他们搬个地方，搬家前先到南京路一个客栈暂住几天。
南京路是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商店集中，有的两家商店中间有个小间，进门就是楼梯，梯的顶层接通两边楼房。特科找了个这样的客栈，要他们先搬上去住。李维汉并与他们在那儿相见。见面前，特科行动队作了周密的布置，楼上、街上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和掩护，万一出事，李维汉可以从后面走掉。
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李维汉来到客栈与何家兴夫妇见面。
“你们受惊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表示慰问。”李维汉丝毫没有造作之感，态度和蔼可亲。
“感谢党对我们夫妇俩的关怀！罗亦农同志的牺牲，我们都感到痛心和难过。”何家兴夫妇异口同声，心里暗地庆幸他们的叛变行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还把中共蒙在鼓里。
“何家兴同志、贺稚华同志，由于罗亦农同志的出事，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另找房主，躲避一下。”李维汉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包钱给何家兴。
“这点钱你们先拿去用，需要多少，组织上会设法给的，搬家后立即把地址告诉XXX同志。”李维汉又补充了几句。
何家兴装着感激涕零的样子送走李维汉。他很快搬了家并将地址告诉某同志。这个同志正是特二科队员。顾顺章掌握了何家兴的新址，马上带领特三科行动。
1928年4月25日清晨，雾气茫茫。红队4人闯入何家兴夫妇的住所。顾顺章带着其他特科人员则在附近街坊装成接新娘闹喜事的迎亲队伍，大放鞭炮，搞得热火朝天，企图用鞭炮掩盖行动时的枪声。红队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踢开房门，何家兴从梦中惊醒，避匿不及，当场被击毙。贺稚华额上被击中一枪，血流满面，借势滚落床下，红队队员以为他们均已毙命，迅速离开现场。
贺稚华命不该死，只是受了重伤，被打瞎了右眼，事后被送进广慈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红队又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了结，由于特务〔捕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只好罢手。
贺稚华受此一惊，胆子已几乎吓破，伤好后，语无伦次，留有神经错乱的后遗症，再也没有出卖同志的政治资本和能力了，先到南京，后回老家四川，身体有所恢复，后又与人结婚，解放前病死。
有的书著写道：陈赓亲自带人上楼处置何家兴夫妇。笔者过去不加细究也是持此说，后来认真考究，这是不对的。处罚何家兴夫妇时为1928年4月25日，此时陈赓腿伤尚未痊愈，不利于行。组织上怎么会派他去执行这种动作必须迅速干净利落的行动呢？再说，陈赓是负责情报科，其工作职能不必亲自参加行动科的具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