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顾顺章暂时不告诉李文宜，出卖她丈夫的是何家兴夫妇，恐怕她控制不了感情。
李文宜遵照顾顺章的交代到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处，等了好几个钟头，才看到贺稚华从外面回来。贺稚华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长袖丝绒布拉吉（连衣裙），披着一条粉红色的纱披肩，打扮得格外娇艳。她看到李文宜贸然来访，像外国人那样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不等李文宜开口，就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哭。接着假装亲热地把李文宜拉到床上，小声咬着耳朵说：他们是秘密搬的家，不能让人知道戈登路那边的事。随后又讲了罗亦农被捕时的情况，讲得眉飞色舞，表功说幸亏靠她，才保护了来接头的山东省委代表和党的文件。李文宜求她说：“你认识洛克，和他说过话，又送过钻戒给他，能不能去了解一下亦农到底什么时候引渡？”贺稚华不作表态，李文宜目的落空，失望而回。
救夫心切，第三天上午九时多，李文宜又去找贺稚华。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直到看见李文宜去了才懒洋洋地起来。李文宜问她是否有消息，贺稚华装着很失望地说：“搞不清，人家不告诉我们。”
派李文宜通过贺稚华探听引渡罗亦农的做法，是顾顺章的一个失策，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反而使对方警惕起来。4月18日，罗亦农被引渡时，租界巡捕和国民党双方都加强了武装力量，以防中共路上抢劫，又改变路线，中共武装营救的计划落空了。
罗亦农被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陆军监狱署里。
作为一个革命者，罗亦农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被捕前，他多次向大家讲述过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后牺牲的上海码头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陶静轩的英雄事迹。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得有骨气。”1927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罗亦农从武汉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沪前夕，写信给当时在长沙工作的王一飞说：“今日我动身去沪，吉凶未卜，但君命急召，加以此次之行程关系甚大”，因而决定“冒险而去”。
关于罗亦农在狱中的情况，现在已无文字资料可查。据当时先于他被捕、关押在那里的张维桢于1980年1月25日回忆说：
“罗亦农被捕后，关押在我们牢房的后面一排，我们这个案子一共二十多人，包括郑覆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那次是三个机关：浦东区委、江苏省委组织部和上海总工会同时被破坏，是唐瑞林告的密。……我们被捕后，罗亦农和顾顺章组织营救我们。当时，我们和外面有联系，情况都清楚。正在营救过程中，罗亦农被捕了，对我们的营救也就中断了。罗亦农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所以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站窗口旁边来听。他要我们赶快写信到外面去，告诉组织他被捕了，设法营救等。这是他的原话，我印象很深。其实敌人已知道他是罗亦农，怎么营救得了呢？就是花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呀！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赶快写信告诉了外边。”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刚上任，就捕获了“共产首要”，而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有接触的罗亦农，不知如何处置。他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布置军法处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但连续审问三次，却未能得到半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第一次下野又复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率军北伐，军次鲁南，面临日军出兵山东干涉北伐之事，被搞得手忙脚乱，无暇他顾。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走一人，这是他当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他才不管他与罗亦农是老相识，几年前他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还受到罗亦农的热情接待，1925年在广州还合作国民革命。他于4月20日电令钱大钧将罗亦农“就地处决”。
1928年4月21日下午2时，天地变色，凄惨黯淡，山河减光。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整齐，神态自若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