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混乱的和平(上) (1)

抛掉主伞包,蔡智诚立刻去抓副伞拉环,但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总也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智诚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智诚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诚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的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个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智诚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

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智诚。

说起来,19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14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国军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19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日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后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

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词,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军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50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

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兄弟连》里101空降师用的就是T7),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才从第14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刚开始,国民政府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府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美国人的估价)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国军再拿去修工事,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

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府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奸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 home 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智诚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在南校场附近),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诚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智诚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里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智诚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妹妹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的心里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还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1946年的春节,蔡智诚就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40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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