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抗战后的昆明 (1)

1945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销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于是,1946年,何应钦只好带着老婆和五个随从“出国考察”。在美国住了一年多,何家老两口别的没学会,却双双昄依了基督教,并从此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伞兵部队参加南京“双十节阅兵”的这一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事实上,在这之前,蔡智诚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正与蒋介石总裁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当时,大家都对谈判的进程十分关心,都盼望着国共双方能够谈判成功,盼望着劫后余生的中国再也不用打仗。

在进行和谈的那段时间里,南京四郊的枪声依然没有中断。国民党军和新四军2师(罗炳辉部)在苏南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摩擦。刚开始,新6军和74军都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几次冲突都吃了亏。汤恩伯(京沪卫戍区司令)顿时火大,紧急起用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并且以这帮“清乡专家”为主力,实施突击扫荡,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打跑了。[1]

当时,伞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南京江浦方向的侦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跃的新四军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南京城周围也显得太平了许多。于是,三支伞兵队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进行休整。

临离开南京之前,蔡智诚又去了趟何公馆,向何纵炎先生道别。“何幺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小蔡回答道:“准备回学校继续念书。”何先生就说很好很好,还说“回去劝劝你家老爹,社会形势变化了,脑筋不要那么死板……”,蔡智诚这才知道父亲与何家兄弟闹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在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分管邮政储蓄业务。这时候,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纳社会存款、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尽全力推行“爱国储蓄”、“有奖储蓄”、“节约建国储蓄”的同时,何纵炎等人却依然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款。

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19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19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乡长骂到总长、从上士骂到上将,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1]   顺便说一下。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是伪军的精锐,下辖三个师,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比较高,有“清乡专家”和“支那第一军”之称。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没有被缴械,而是直接受“陆总”的指挥,后来,伪警1师被编入74军51师(即整74师51旅),警2师则被编入74军57师(整74师57旅)——所以,被消灭在孟良崮的整编74师的官兵并不全都是“抗日英雄”。

当然,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的情况——警3师师长钟健魂(解放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对国民党的改编方案不满,于是率领一个团投奔了新四军2师,后来,这七个连被编入华野7纵55团(该团的1营有红军底子),从而使55团一举成为7纵的头号主力。而这个7纵55团,就是后来的11纵31旅91团、解放军29军85师253团——也就是在金门岛被国民党军吃掉的徐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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