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崩溃了。
我是全非教会联盟（All Africa Conference of Churches）的主席，1995 年，我以神职身份出访卢旺达，就在种族大屠杀事件一年之后。我来到纳塔拉玛，在这座小镇，成千上百名图西族人逃到教堂寻求安全与庇护，但胡图势力运动（Hutu Power movement）可没有要尊敬教堂的意思。地上遍布恐怖行动的残迹，衣服和行囊散落在尸骨之间，幼童的小小头颅碎了一地，教堂外的头颅上还插着大小刀械，恶臭非我所能形容。我试图祈祷，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哭。
如同此前其他的大屠杀或种族灭绝行动，卢旺达事件证明人类做得出丧尽天良的恶行，但宽恕与复原的能力，却反证人类是为善良而造，不是为邪恶而造。偶发的凶残、暴力、仇恨和冷血无情是例外，而不是我们的生命法则。
确实，在卢旺达成立的民间传统司法法庭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子，代表着一个受到种族灭绝的国家通过和解与宽恕自我疗愈的能力。超过12000个民间法庭审理了全国逾120万件案子，他们所寻求的正义往往具有修复性质，而非惩罚性质。计划与发起大屠杀的人受到了惩罚，但被迫卷进互相残杀之中的人受到的罚则较轻，尤其是知道悔改并力图与公众和解的加害者。重建社会与国家，以及治疗并预防更进一步的报复与暴力，这是宽恕有助于治疗整个国家的例子。
宽恕是缔造和平的核心。我在我自己的国家、在卢旺达、在北爱尔兰，以及在许许多多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从宽恕当中找到平安的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