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脸始终绷着，他在吩咐其他医生做什么的同时，尽量安抚妈妈。他希望妈妈相信医院，并保证孩子的腿一定会治好。
人有时是要信命的，那一针不打坏，我可能在十四岁那年就当了小兵，也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进了文工团。总之，我的人生完全是另一幅图景。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念头，想知道那个给我打针的护士是谁，她现在在哪儿，她知不知道她一时的失误究竟伤害了我什么又成全了我什么。那天她嫌我去得晚，是因为和男朋友约好了，要一起出去。出了医疗事故之后，她被立即复员了。如果她那天没有约会呢？我只隐约记得她很白（那时军医院的护士好像都白），不算年轻。按照我当时的情感和是非标准，我把她想得很坏，现在她应该有六十多岁了。
妈妈把我交给了医院，我成了院里的特殊病号。我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治疗那腿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反正我的主治医生就是院长，院长解放前在德国留过学。院长很精心，总来看我，一来就逗我玩很长时间。由于瘸了腿，我不愿意走路，要走也只贴着墙根儿一拐一拐地走。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头透着光亮的走道里，我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发现没有别人看我，再接着走几步。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走路都是这样几步一停。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腿瘸之后话更少。我还记得跟妈妈说过的一句话：以后我再也不能唱歌跳舞了。那时我看见别的小朋友跳舞，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单薄、瘦小、瘸腿，沉默寡言，我不就是个灰姑娘吗？
让那护士复员，整肃医疗纪律，剩下的事就是把我的腿治好。究竟如何治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确实想多说一点，遗憾的是我根本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练走路。记得院长老把他的一串钥匙扔在离我几步远的地上，让我捡起来再交给他：“小俐，走两步，给伯伯拣起来”。这样的“游戏”每天都要玩好多回，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烦过。
治腿的时候住了多长时间院不记得了，反正严重的一瘸一拐的时间有大半年。我小时侯喜欢认字，五岁多就上了学，小学五年，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换过四个学校，双百的成绩一直伴着我，如此看来，瘸腿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业。院长兑现了他的承诺，在一年之内治好了我的腿，我又成了文艺积极份子，为此我终生感激他。
但是，如果没有治好呢？如果不是在部队医院，主治医生不是院长，而院长又没在德国留过学呢？
我小时侯的照片很少，怎么找都只有极有限的几张，而且张张没有笑脸。有一张十来岁的时候和父母及姥姥的合影，因为非常瘦，眼睛显得很大，脸上有一种忧郁而落寞的表情，心事重重，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
带着瘸子的心理阴影，我上了中学。那时的中学一边上着文化课，一边还要学工学农，一学还好几个月。我念初中的时候十一岁，比同班同学平均小两岁，身高也差得远，刚一米三九。我确实看上去很小，是那种小精灵似的小。可以想象，妈妈不放心我的年小体弱，她跟老师说，徐俐曾经是个瘸子，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儿，也不能走太远的路，老师一定要多照顾。其实妈妈如果不说，除了身高矮点，我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要命的是她说了以后平时也不起什么作用，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关键的时候就把我害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