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频道开播之前,国内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向国外传送新闻,制作完成之后到国外观众收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卫星传播彻底解决了时效问题,而且这样一档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刻改变的新闻节目(无非就是更按新闻规律做新闻),使海外观众直接从中国的电视画面上,找到了他们在国外电视上才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除此之外,那种从节目中透露出来的想同国际接轨的意愿和决心，使《中国新闻》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档单纯的新闻节目,它转变成了另一种解释:中国正在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同国际社会接轨。节目在海外大受欢迎理所当然。
同国际接轨成为当时风靡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其实这个接轨还在继续),人们甚至唯恐被国际社会嘲笑和抛弃。在那样的背景下,谁体现出开放和接轨的姿态,谁就可能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关注和赞赏。我们的节目在白领和精英分子中有影响,和这种因素大有关联。思想和文化精英们对社会风潮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在有意推动风潮的形成。社会的发展变化仿佛在《中国新闻》得到了印证。至今,有人谈起《中国新闻》,还会提到它曾有过的符号作用。那时在一些文化人的圈子里,流行喝酒,看碟,说夹英语单词的国语,到秀水买衣服,外加看《中国新闻》,看《中国新闻》可以成为身份和阶层的识别标志。
作为节目中的重要元素,我迅速获得了受众的认同,人们除了认同我的播音风格之外,我的形象也深受欢迎。那种“洋得很正”的形象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么?那种干练大方的职业女性气质不正是和西方职业女性异曲同工么?在观众的来信里,包括在后来媒体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些忠实的观众们至今都不能接受我的屏幕形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在他们眼里,那个烫着卷发,戴着耳环,穿着线条简单的职业正装的经典造型无可替代。
当然,在业内讨论和争论最多的还是我的播报风格。
两年前，作为评委，我参加了广电总局组织的播音主持系列高级职称评定。评委当中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前辈方明、铁成。会间闲聊，铁成老师告诉我，他们广播电台播音部曾经三次组织大家听我在广播学院的讲课录音带。我大吃一惊——这些播音前辈在我心里都是泰斗啊，我怎么能设想他们在听我的讲课录音带呢？我怎么敢在他们面前乱说话呢？！铁成老师一脸和气，他说他不拒绝新生事物，他想弄懂我播报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是否站得住。方明老师在一旁听，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
好些年前，我就听说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曾三次开会，就我的播报风格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听了我的讲课录音带。我听说，讨论的结果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很喜欢很认同，反之是很不喜欢很不认同。我不知道更多的讨论细节，比如他们认同什么，又反对什么呢。我也听说当时的广播电台台长童向荣先生极欣赏我的播报，希望播音部展开学习讨论，或许播音部的讨论就和台长的建议有关。这一切都是我那些年听说的。虽然早有耳闻，但当铁成老师亲口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心里一震：我做了什么值得我心中的泰斗们如此认真呢？！
因为是会间闲聊，我没有来得及同老师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仅从表情看，我的直觉告诉我，方明老师是我的反对派，而铁成老师似乎从我的录音带里找到了一点依据。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广播学院。我听说，播音系的主任张颂先生反对我，副主任吴郁老师欣赏我。我不知道他们面对学生有关我的提问，他们各自是如何分析解答的，具体的细节我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