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郑真真切切听清了那个字——癌！不是同音的“呆”，或者“埃”，或者“挨”，而是晴天霹雳一样的“癌”。她懵了，差一点晕过去。
怪不得一个普通的淋巴瘤，检查过程搞得那样复杂，又是抽血，又是照片，又是鬼鬼祟祟的会诊。也怪不得剧团里兴师动众，领导前后来了好几趟，水果罐头一类礼物多得异乎寻常。她当时还傻乎乎地高兴，现在总算明白了，那些礼物是可怜，是悲哀，是临终关怀。
死亡曾是很遥远的事情，远得看不见，不需去想，现在却呼的一下逼近眼前，就像饭盒和茶杯一样实在。死亡就在她身上了——她感到胸口有痛点，接着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都有了痛点。她已经呼吸急促，身体消瘦，动不动就呕吐，连去水房里洗个脸也站立不稳，眼一黑，摔倒在地。当时，好像是那个胖胖的张嫂跑过来发出了惊呼，于是人们急忙赶到，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回病房。随着大夫们又一次会诊，氧气瓶那样可怕的家伙也戳在她床头。
小郑不想输氧。反正要那个了，折腾还有什么必要？她偷偷地把太平间看过一眼，看到了那间自己将要进入的肮脏小屋。她回忆起有一次到火葬场送别死者的情形，开始把那里的烟囱、铁炉以及灵堂与自己联系，想像自己进入焚尸炉时的温度和气味。她就要死了。是的，要结束了。眼前的礼物、窗户、院墙、蓝天、白云、小鸟都不再有意义。看一眼，也许这就是最后一眼，就像她已经最后一次地逛过街，买过鞋子，打过电话，上过舞台，参加过政治学习……只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不可再重复的一次。
指导员眼下也许是最后一次对她说话。谁知道呢？
“小郑同志，你不要怕。”对方拍拍她的手，“你放心，组织上正在积极想办法，一定把你这个病治好……”
显然是在哄她。
“小郑同志，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向组织提出来……”
“我要把我妈妈接来……”
当然，当然，一点问题也没有。指导员立即拍板，要这个去发电报，要那个去安排房间，还交代什么人处理接站和伙食问题——总不能让老人家住医院吃病号饭吧？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到小郑的妈妈是什么人，好像她已经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一个应该受到欢迎和照顾的老人，不再是一个地主婆，一个反革命家属，一个人们必须警惕必须监视必须怒眼相向的家伙。
小郑以前也不知道母亲是敌人。那一天晚上，她在剧院里演出，还没卸妆，指导员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妈妈打来的，称自己有罪，对不起孩子，最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马上就要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这真是给她当头一棒，整个世界轰隆隆垮了下来。妈妈游街了吗？戴高帽了吗？在批斗会下跪了吗？在混乱中挨打了吗？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吗？受罚去扫厕所了吗？父亲去世多年，不在妈妈身边。妈妈绝望之下能找谁说说？在一个无心准备晚饭的孤独黄昏，在一个风雨吹打窗户的无眠深夜，妈妈万念俱灰，会不会一咬牙寻短见？……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好在脸上全是油彩，同事还以为她的泪水是卸妆油。
她必须立即赶往母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哪怕早一分钟早十分钟赶到也好。公共班车第二天早上才会有，她不能等了，一个人半夜出发，饿着肚子走了六十里路，直到天亮前才远远看见了铁路线和信号灯……
回到家里，她以为自己进错了门。家里一切都变了样，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些烂纸屑和空瓶子。弟弟和妹妹大哭着扑上来，三人抱头痛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也出现了，瞪大了眼睛，额前的白发和大襟妇女装使她变得陌生。一个当年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员，一个多年来优雅端庄的大学讲师，眼下像个清洁工。还有她的手，变得多么粗糙啊，锉子一样锉着女儿的手背。
“妈……”
“星儿，你回来了？”
“妈，就要走吗？”
“星儿，行李都已经上车了。我还以为你赶不上了，以为见不到你了。”
往下还说什么呢？什么也没法说。专案组的人来催促他们上车，在家门口贴封条。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两个专案组的押送人员面若冰霜，正襟危坐。母女俩不便深谈，只能说一点家事，关于弟弟妹妹以后读书的学校，关于乡下的亲戚和房子，关于湖区的血吸虫，关于母亲的胃病。只有弟弟与妹妹不大懂事，东张西望，问这问那，似乎还有一种旅行的兴奋。
“姐姐，我们到乡下去，乡下有牛吧？”
“当然会有的。”
“乡下还有大白鹅吗？”弟弟也在想像。
“当然会有的。”
“大白鹅不会咬我吧？”
“怎么会呢，放心吧。”
“那就好。”弟弟拍起手来，“那我们快去吧。大汽车，加油！大汽车，加油！”
郑星星差点忍不住泪水，只能转过头去，假装看车后滚滚的尘浪。
汽车出城五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小郑不能再远送了，只得再一次拥抱亲人，跳下了汽车。她一下车就没再回头，不想再看到两张幼稚和无辜的小脸，还有母亲眼中的泪花。
这一天夜里她是在火车站度过的。她本来还打算回家，甚至习惯性地登上了7路公共汽车。“到哪里？”售票员冲着她问，准备给她撕票。但她突然一怔，这才想起她眼下有点荒唐。她应该回家吗？那个大院里还有她的家吗？不，那里只有一处空空的房子，只有满地的纸屑和空瓶子，还有大门上的封条和铁锁。她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她不再有家了，7路公交车同她不再有关系了。她红着脸，请求司机停车，在旁人疑惑的眼光下慌慌下车。
看看表，返回县城的火车还差七个钟头才会到达。她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游荡，最后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捧着脸，咬住一丝头发，静静地等待夜晚降临。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了。妈妈和妹妹现在怎么样？在车上冷吗？吃过了饭吗？进入了怎样的田野和村镇？……远了，更远了，更远了。她感觉自己已经一撕两半，另一半在地平线的那一端，永远也无法找回。
回到小县城的剧团，她准备向组织汇报这件事。但她一看到同伴们的脸色，就知道这样做纯属多余。大概是母亲的组织上已经通知了剧团领导，大概消息早已扩散开来，她感到很多目光都在偷偷打量她，很多人在躲藏她身上的什么瘟疫。连同房的小梅，以前像是她的影子，总是帮她打饭打水的，但现在食堂里一响铃，对方只拿走自己的饭盆，只提走自己的热水瓶。还有那个乐队的小黑娃，以前总到她这里来嬉皮笑脸地蹭白糖，但现在她把白糖准备好了，就放在当眼的桌上，但小黑娃端着一碗稀粥去了别人的房间，不再朝这扇门看一眼。
从此，她害怕填履历表，一看到“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政治面貌”这样的栏目，就心跳加速两腿发软，觉得自己进入了被告席，正接受法庭上严厉的指控。她也害怕政治思想学习，一听到“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就手心出汗，觉得那些词都是有所指，都意味深长，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刀子一样一层层剥着她的伪装。她当然更怕谈到妈妈，怕别人谈到妈妈，甚至怕台词里出现“妈妈”的字样。在一台新排演的剧目里，她扮演一个革命母亲的女儿，但强烈的舞台聚光灯下，她居然一个“妈”字没喊出来，泪水不知为什么已哗哗涌出——虽然这里的规定表情应该是笑。
幸好她还能随机应变，接下来哈哈大笑几声，于是悲泪变成了笑泪。
但领导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一次团支部会上，那个姓罗的团小组长严肃发言了：“郑星星同志的立场感情还有问题。为什么一谈起家庭就紧张呢？为什么对政治运动兴奋不起来呢？上次在台上，喊一声妈就泪流满面，是触到了什么心事了吧？是想到了你自己吧？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番话像引爆了一颗炸弹，造成了会场上的一片议论，吓得小郑全身冰凉张口结舌，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也就因为这一次杀伤力极大的揭露，她的预备团员转正没有得到通过，可能也永远没法通过。她出演主角的资格也受到怀疑，后来只能演一些不大要紧的群众甲或者群众丙，或者干脆去后台打打杂，拉拉幕布或者敲敲响板，送送水或扫扫地。
她有点怨恨自己的母亲了。大多数同事都有个好妈妈，为什么偏偏她就没有？为什么老天爷要给她摊上这样一个地主婆和反革命分子？她不论怎样吃苦，不论怎样好学肯干，在人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母亲欠下的罪恶需要女儿加倍偿还。她对此感到不解，委屈甚至愤怒。妈妈你到底干过些什么呢？在她再一次递交入团转正申请书的时候，她开始批判母亲，诅咒母亲，还把母亲的每封来信交给组织以示自己的清白和正义。春节后的长假补休期间，人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家探亲，她不回家，与母亲划清界线，倒是天天到食堂厨房里陪伴张嫂，与那位贫农出身的女人增进着感情。为了不让人家怀疑她的真诚，她夸张自己的高兴与活泼，用演员的一套功夫来维持刀枪不入的笑容。刚唱完革命样板戏里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又大唱李铁梅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的歌声到处飞扬。
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头把一个男孩领到她面前。她看了好一阵，才从男孩的眼睛里看到了熟悉的神色。
“小弟——”她惊叫了一声。
小弟已经长个头了，像个少年了，但满脸满身的泥垢使他像个叫花子。事实上他差不多也就是个叫花子，背着妈妈离家出走，又是爬火车又是混汽车，又是偷馒头又是捡菜叶，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姐姐这个地方。
姐姐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带到饭店，给他要了一碗面。姐姐刚向服务员交完钱粮，回头时不禁大吃一惊：面碗眨眼间就空了，一点汤都没剩下。
姐姐盯着呆呆的弟弟，还有筷子上的汤渍，什么都明白了，再也忍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捂着自己的嘴，向门外的公厕一路跑去。
待弟弟吃完第三碗面，吐匀了气，脸色有些红润，他才开始说话：“姐姐，回家吧，妈妈好想你，我们都好想你……”
“姐姐很忙，没法请假，知道吗？乖……”
她没有答应弟弟的要求，只是给他洗了澡，换了衣，买了一双新鞋，还买好了连程车票和大包小包的食品，送他上火车。她当然也给母亲买了两段布，但像往常一样，她没有给妈妈写信，害怕写下信纸开头那个“妈”字。不是她狠心，她只是不愿意再面对过去，不愿再增加无穷的麻烦。
她当然还悄悄珍藏着一件绿色毛衣，是妈妈用自己一条大围巾给她改织的。她每次下乡支农劳动时，情愿自己受冷挨冻也不愿穿上这件毛衣，担心扁担会把毛衣磨破。同事看到她牙齿哆哆嗦嗦敲出声响，看她两件薄薄的单衣在寒风中鼓荡，免不了会关切地问她，为什么只穿这么一点点？
“我不冷。”
“你的毛衣呢？为什么不穿上？”
“不为什么，我嫌它累赘……”
好几次，她冻坏了，回到剧团以后就感冒发烧。
直到这一次身临绝境，她才把妈妈织的毛衣找出来搂在怀里。是的，对于一个临死者来说，妈妈就是妈妈，至于政治身份，已经不再重要。妈妈很快就要来了，那个叫妈妈的人就快要来了。她突然发现，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通音信，尽管她差点已经荒疏了“妈妈”这个词，但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她还是渴望一个人的音容，一个人的怀抱，一个人的气息，一个人的抚摸和唠叨……她对世界没有依恋，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那个人怀里好好哭上一场，把这么多年憋下来的哭声放个够。
时值盛夏，不是穿毛衣的季节，她还是穿上了毛衣，希望母亲一进门就能看见它，看到女儿的心愿。正在这时，她左眼皮跳了一下，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见小梅一阵风似的跑来大声叫喊：“星星，星星——”
不会又有什么祸事吧？
“天大的喜讯：你不是癌症！”
“你说什么？”
“你根本没有癌症！”
“你说什么？”星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帮着她为母亲准备铺位的同事也齐刷刷瞪大了眼睛。
“不骗你，医院刚才来了电话！”
小梅急急地说，前几天医院检验科的人出了错，把另一个人的切片检验结果填到了郑星星的名下，才闹出了这一场误会。大夫刚才打来电话对此事表示抱歉。
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炸响。几个同事一起跳起来，争着与星星握手，与星星拥抱，庆祝她的绝处逢生。星星也喜极而泣，欲哭又笑，跑出门外摸墙，摸树干，看蓝天，看楼房——这一切是真实的，新鲜的，明亮的，失而复得的！这就是生命，生命啊！她恨不得把世界上亲爱的一切都搂在怀里。不用说，她胸口的痛点，还有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的不适也在这一刻奇迹般地消失了。她感觉自己活力大增，身轻如燕，马上就可以飞上舞台大放光彩。
根本不要他人陪护，她立即去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取回了自己的真实病历。不过她兴高采烈地刚回到剧团，就发现自己的房间又恢复了冷清。刚才热心帮忙准备铺位的同事都不见踪影，被子只包了一半，蚊帐也没挂好。乐队的小黑娃曾经说天气太热，要给她妈妈准备一把扇子和一个竹躺椅，但现在迟迟没有送来，看样子，不会送来了。
她突然有所醒悟：一个电话使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包括她的母亲也回到了从前，同事们怎么可能为那样一个母亲热情张罗？既然她不会死，那么人际关系中怎么没有一点分寸？
只有食堂里做饭的胖张嫂来看她，“你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菜？我上街帮你带点鸡蛋？带点鱼干？”
“不，不用……”她有点慌。
“不是你娘要来么？娘就是娘，好容易来一次……”
“真的用不着，我们就吃食堂里的饭菜。”
“那怎么行？食堂里有什么好吃的？”张嫂帮着铺床单包被子，“小郑，你是怕人家说三道四吧？有什么好说的？你娘是你娘，你是你。只要你站稳了革命立场，加个菜有什么要紧啊……”
对方当然是一片好意，但郑星星越听脸色越白，额头大冒冷汗。她知道自己应该站稳革命立场，也很想这样去做。可什么是站稳立场呢？比方说她该不该喊妈？该不该对妈妈笑？该不该去牵住妈妈的手？该不该陪着妈妈散步？该不该给妈妈打洗脸水？该不该给妈妈加菜？该不该在妈妈的肩头痛哭一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没法去追发一个电报阻止母亲的行程。这就是说，要命的事态无法阻挡，此时母亲可能已经在火车上，可能已经下了火车，一堆巨大的难题可能正缓缓走向剧团大门。
她抱住自己的双臂，紧张万分地注意着周围动静，等待着可怕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真是比癌症还要可怕。也许，她现在应该再去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医院她的检验结果是不是再一次出错了。大夫，这个检验单为什么不可能写错？
1980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