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不知道干嘛,这种状态从祖父去世开始,一直保持到1975年春天,那年我刚好19岁。其实我最想去参军,奈何头上顶着的“帽子”使得自己这个崇高而美好的愿望也成为枉然。
更可悲的是,我几乎没有朋友,张根水自打害死了我祖父,就不再登门,眼下唯一能玩到一块儿的,便只有猩猩了。
猩猩真名叫马红星,长得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自从有次我见过猩猩图片之后,怎么看都觉得跟他特像,于是一直叫他猩猩。猩猩脾气好,心地也好,跟我祖母特别投缘,经常会过来给我祖母唱唱绍兴莲花落,逗她开心。这马家其实是超标准的贫下中农,只是因为家里有个远房的堂叔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某部团长,解放后逃到了台湾,因此被扣下了一顶反动派的大帽子,遭到了牵连。
跟我不同的是,猩猩还能静下心来听我大伯讲的课,他特别喜欢四书五经,说话也常常引用古书里的段子,那个迂腐样儿,真像个十足的书呆子。
这天,大伯不在家,猩猩又跑过来窜门,唱莲花落正唱得起劲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父亲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来人竟是村支书杨阿福和村长刘向东。
连续几年革命运动下来,我父亲这个何家少爷外加拼命三郎已经完全变成了惊弓之鸟。他一时哆嗦起来,天晓得发生了什么大事惊动了这两位村里最大的领导。
我祖母自从那次事情之后,也落下了轻度中风,平时都是坐着,但此刻她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想不到杨支书几个大步跨了过来,一把扶住我祖母的手说:“任奶奶,侬年纪大,别站起来了,请坐请坐。”
父亲稍微宽心了一点,于是示意我妈端来茶水。茶毕,杨支书开口了,满面笑容地慰问道:“何大利,最近家里日子过得可好?”
父亲还真摸不透这支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敷衍地点点头:“还行,还行。”
杨支书说:“其实我一直在关心你们何家,只是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村里的事情你也看得到,每天都有那么多,所以一直耽搁下来。这实在是我们工作上的疏漏啊。”
父亲站了起来:“哪里,哪里,谢谢领导关心,谢谢!”然后使了个眼色,让我和猩猩赶快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