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大款？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官二代”与“富二代”横行，“穷二代”与“农二代”受辱，唯独没有“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待王世襄到来，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象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