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3年，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一直担任纽约市市长一职，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工程师”，始终致力于把人们的行为变得更好（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不论是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规定所有市政车辆全部改用混合动力，他的目标始终是纽约市的自我完善。
2012年，在布隆伯格的第三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决定向日益蔓延的儿童肥胖症宣战。为此，他禁止销售容量大于16盎司（约合454毫升）的含糖软饮料。布隆伯格的行为值得商榷，因为其中确有一些漏洞，但我们应该都同意，抑制儿童肥胖症是一件好事。布隆伯格试图从一个小方面入手，改变这种诱导人们消费太多含糖饮料的环境。他的逻辑可谓无懈可击：如果商家不提供32盎司包装的饮料，消费者——比如电影院观众——花再多钱也买不到超过16盎司的大杯，那么他们就只能买小容量包装的饮料，从而摄入更少的糖。布隆伯格没有明令控制人们喝含糖饮料的总量（人们仍然可以买两杯16盎司的饮料），他只是设置了一个小障碍，以此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就好像你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如果有人要见你，就必须先敲门。
就个人而言，布隆伯格的规定和我没有半点儿关系。我不是来这里当判官的。我的任务是帮助人们成为理想的自己，而不是告诉他们理想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把布隆伯格抑制儿童肥胖症的规定作为案例，只是把它看作在人们抵制改变的重重阻力中的一场练习。
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批评“保姆型政府”的风潮。这个名叫布隆伯格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居然想要管我怎样生活？地方上的政客也表示反对，因为布隆伯格没有事先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痛恨这位市长的专横作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布隆伯格在限售软饮料的同时，还减少了拨给学校的预算，所以这不过是一种伪善；而那些“夫妻店”老板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该禁令豁免7-11之类的便利店可以继续出售大包装饮料，这可能导致“夫妻店”的倒闭。《每日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揶揄这位纽约市长：“卖大麻罚款100美元，非法销售大包装软饮料呢？200！”
诸如此类的反对和嘲讽之声还有很多。最后，在一连串的诉讼之后，纽约法庭认为这项禁令“武断而任性”，将其否决。我对此事的看法是：哪怕改变某种行为习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无可置疑的好处，我们却依然擅长编造各种理由，竭力避免改变。想办法攻击那些想要帮助我们的人，驳斥他们的想法，比努力解决问题更容易，也更有趣。
轮到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时，我们会把人类善于逃避的天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会拥奉一套滋生否认、抵制与自欺欺人的思维，这种思维比找借口更可恶。借口是我们在辜负他人的时候，顺手丢给对方的解释，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就地取材编造的。例如，我们不锻炼，是因为“这不好玩”或者我们“太忙了”；我们迟到了，是因为“堵车”或者“孩子们有急事”；我们伤害别人，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借口，基本上都是小学生说“狗把我的作业吃了”的改编版，一看就知道是胡编，即使当事人没有说谎，别人也很难相信。
然而，当我们辜负自己的时候，心里暗藏的文过饰非的想法又是什么呢？单单一个“借口”已经不足以描述这些内心想法，它们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借口只是在事后解释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而我们那些内心想法，往往产生于事发之前，是它们诱发了失败，扼杀了持久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拿这些想法当信条，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就这样放弃本可以达成的目标。我把这些想法称为思维误区，以下是15中常见的思维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