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底，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上课。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
已经过去的很多年里只是做学生和学生家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切断了正常的连续的教育，记忆中的老师没留下特别印象，却实在是领教了做家长的难处，十几年里和孩子同步遭受学校和老师的管束，连孩子穿错了校服，家长都会被一个电话召去，立在教研室里受责问。老师就是权威，就是正确，就是面容僵硬色厉心硬不可反驳。而我从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世纪90年代末，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字《把孩子交出去》，当时我的孩子正读高中。
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2005年末，第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海岛上短促的寒冷季节，看学生们穿得厚厚的，排长队买回家的车票。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吗？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密麻麻的人名后面是四个月来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能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能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鲜活和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从2006年开始，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学期结束后，整理成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它只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没想过这个题目可以持续写。新学期再开始，生动有趣的事情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随手记录。这之后的一个春天，参加贵州北部的一个活动，在山区的林间走，阳光温暖，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田志凌一起坐下休息，遍地的树影光斑，她建议把上课的事连续写下去。是哦，那些乱七八糟无处不在的记录，过一段再看，连我这个记录者自己都有点陌生并感到新奇有趣，也许有人愿意从中认识了解今天的大学生。
现在，我有了从2006至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体例、讲述风格、角度、篇幅、写作者的倾向都不同，因为都是原始记录的整理，我没有统一再修改和订正每一篇之间的不同，希望读者能从它们的最初原貌，渐渐看到写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变化，看到一届届大学生不同心态和自身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一个过于急促的时代，这些变化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