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 电影的仆人(5)

2004年2月,李安带着大儿子回台湾过年,父亲对他说:“我终于明白你在拍什么了,找《绿巨人》的带子给我,我想在家慢慢多看几遍。”这部拍在“9·11”之后的电影包含许多层意思:受惊后的恐惧,因恐惧而生的愤怒,曲折的父子关系,恋母情结,压抑……父亲究竟看懂了什么,李安没有问,但他看懂了父亲的心——他告诉父亲:累了,想退休,至少休个足够长的假,不再碰电影。父亲问:“你想不想教书?”“不想。”“那你没有办法,只有披上盔甲继续往前冲,停下来你会很难过的。”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鼓励他拍电影,也是最后一次。两周后,父亲去世了。

李安电影的天分,借李岗的话,像麻将中的“五门齐”。电影的声、光、影、剪接,他都在行,会玩很多手段;他又深迷戏剧,懂得起承转合与冲突,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当年考大学两度落榜,帮他补习数学的台南二中黄重嘉老师到家里来,李安因为数学考了零分,觉得没脸见人,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抹到地上,随后跑出家门——这可全是戏里主人公的派头。1976年,他有了第一台十六厘米摄影机,问父亲要的钱,托同学从香港带的。从摄影机的取景窗望出去,他看到另一个世界,可以取舍的,可以容他造梦、显影、留痕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那些被压抑的个人意图,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

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一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出了一种在困局之中不得不变又试图在根基上自我保全的态度,为洋务派开新路,为中国人留面子;传到李安父执辈手里,就是新学育人、富国强民;传到李安手里,就是在电影里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东方的伦理和情怀、西方的视角和手法。“到提升品质的时候,我们现有的东西不够用,就得借助西方,但中西混合也会出现不适应,我心里会有警惕。”李安是懂得体用互为表里的,进不到体内,终归用得浮泛——这也是西方导演拍摄东方题材时常表现出不够尊重的原因。

从《理性与感性》开始,但凡受雇于好莱坞拍西方题材,李安会把需要雇用私人研究员或艺术指导写进合约。在伦敦开拍之前,他大概做了6个月的功课。艺术指导露西安娜·艾辛琦领着他去博物馆、美术馆观看18世纪的画作,参观建筑、服饰、景观设计,了解当时人的体态模样和时尚,领会浪漫主义、大都会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还学习了动物——狗、马、猪和羊。影片上映后,一堆人问李安:“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熬夜弄出来的啦。”他已经会用英式的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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