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幸存物(5)

我的书斋让我怀着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但是对受害者而言,没有任何理由(文字的或别种的)能够解释或化解加害者的行为。尼克·凯斯特(Nick Caistor)为英文版的《永不再来》(Nunca más)写了一篇绪言(这本书报导了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失踪者”的情况),他提醒我们说,我们最终能读到的故事是那些幸存者讲述的,“千万个死者已经埋在没有标志的坟墓里,他们会讲述什么样的暴行,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很难理解,在生活本身已经失去人道精神的时候,人们怎样继续保持日常生活中人的姿态。在饥饿,疾病,拷打和屠杀中,男人和女人们如何坚持温和礼貌的文明行为,想出各种巧妙方法生存下来,为的是一点点爱恋之物,为了千万本书中的一本书,千万读者中的一位读者,为了保留一个声音,能够在许多年后像约伯的仆人那样说出:“只有我独自逃出来告诉你。”在全部历史中,胜利者的图书室才是权力的标志,是官方说法的储存所,然而,我们经常想到的却是已烧成灰烬的图书室。被遗弃,被破坏,受害者的图书室总在不停地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我那本祈祷书就属于那发问的图书室。

欧洲的十字军在包围耶路撒冷四十天后,于1099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十字军屠杀了穆斯林男人,女人和孩子,把全体犹太居民锁在犹太教堂里活活烧死。只有少数阿拉伯人逃出来,到达大马士革,携带着最古老的版本“乌斯曼古兰经”(Koran of Uthman)。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早已在圣书中预言过,因为真主洞察一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情,如果他们仔细阅读圣书,本来就应该事情的结局。对这些读书人来说,历史不过是“真主对世界的意愿的展现”而已。我们的图书室告诉我们:书有时只能帮助我们提出问题,但不一定使我们找出答案。书通过想像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不曾受过的苦难。然而苦难本身只属于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读者只是局外人。

但丁从地狱出来,溯“忘川”逆流而上,回到了记忆。他携带着受苦灵魂的声音,也知道这些灵魂是因为自己承认的罪过而受到惩罚。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鬼魂声音和但丁所说的不一样,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受折磨被杀害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存在,甚至连那也不是。干坏事不需要理由。有些东西本质上不可能装载,我们怎么可能把它装进一本书中,进行有用的表述呢?不论是托马斯·曼的《魔山》或一本普通的祈祷书都做不到。作为读者,我们怎么可能把时间与世界的循环运动捧在手中呢?世界总要超越书页的界限,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首诗或一段文字所描述的一个瞬间,如布莱克所说:“选择诗意叙述的崇拜形式。”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书能够达到它无法达到的目的吗?

也许能够。雅可布·爱德尔斯坦(Jacob Edelstein)是得勒西恩斯塔得社区的犹太教长老,后来被送到伯克劳集中营。1944年6月的一天,爱德尔斯坦披上祈祷仪式的披肩布,在集中营内进行早祷。他早就把我那本祈祷书一类的祷文烂熟于心了。突然间,党卫军中尉霍斯勒走进屋来要把他带走。同屋的囚徒罗森沙弗特(Yossl Rosensaft)一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如下:

门突然被推开了,霍斯勒冲了进来,跟随着三个党卫队员。他叫喊雅可布的名字,雅可布动也不动。霍斯勒大声尖叫:“快!我等着你呐!”雅可布慢慢转过身来,面朝着霍斯勒说道:“我活在世上的最后时刻,是全能的上帝赐给我的。我才是主人,不是你。”然后他又转过身去面对墙壁,做完了祷告。他不慌不忙地把祈祷用的披肩叠好,交给同屋的伙伴,才对霍斯勒说:“我准备好了,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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