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抱着政治家的志向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后，我在大学一年级期间重复着“宿舍——学校——国会”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课的时候，我每天提着饭盒从城铁山手线惠比寿站附近的宿舍出发，赶到位于御茶水附近的大学。没课时，我就会赶到国会旁听，经常进出于井出一太郎先生、增田甲子七先生（曾担任过防卫厅长官）这些与我父亲有深交、从长野县选区选出的议员的办公室。
现在看来，我真是一个奇怪的学生，但在当时，我可真是在抱着满腔的热情东奔西跑的。
没有想到，升入二年级后，我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大学二年级时担任校学生会会长
“经济学会”是中央大学内部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民间学会，直到现在这个学会仍然存在。2008年（平城20年），这个学会迎来了成立100周年的庆典。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学习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我申请加入了经济学会。随后，我被学会中的师兄们“强行推荐”进入学生会，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高中时曾担任过学生会会长，而且看到我三天两头往国会跑，对政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认为我比较适合的缘故吧。
进入学生会后，我很快从150人中被选入30人的常任理事会，随后担任了庶务部部长，两个月后成为学生会会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学生会会员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之间尖锐对立，导致学生会重要干部总辞职。为此，两派都想找一个“中立”的人来担任学生会会长这一职务，而我恰好在此时出现，于是创造了二年级学生担任校学生会会长的“奇迹”。
既然被选为学生会会长，我就决定尽全力做好这份工作。而当时，学校正因“剥夺学生选举权”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被扣上“黑幕”的帽子
问题源于当时政府自治厅下发的一个通知，大意是学费主要由外地县、乡、镇政府负担的学生在学校所在地没有选举权。
这就要求外地的学生在选举时必须回到家乡投票。这个通知被认为有明显的抑制大中城市的大学生们将选票投给社会党等革新政党的意图。
为此，各大学的学生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撤回这个在实质上剥夺了学生选举权的通知，展开了保卫选举权的运动。中央大学校内也贴满了各种抗议的标语，学生们的抗议集会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作为学生会会长，认真参加了每一次集会，并根据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纠纷的发生。
在集会上我也发表了多次演讲。由于是学生的自发集会，没有时间准备稿子，这就要求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头脑里组织好想说的内容，然后尽可能地将其表达出来。
直到现在，我在作演讲或是开讲座时，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准备文字稿件的，这全拜学生运动时的演讲实战所赐。
经过不懈的斗争，最后，最高法院作出学生的选举权在学校所在地有效这一最终裁决。
大学时与研究组成员在一起 （中排右四为笔者）
然而，当故乡的父母知道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后，却极为震怒地表示，“送你去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干这个的”，“如果继续这样，我们不会再给你一分钱”，并向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当然不想因此失去经济来源，于是一年之后，我主动辞去了学生会会长的职务。
但是，随着“左派”和“右派”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我这个前学生会会长不得不出面周旋，最后却落了个完全和我的所作所为不相符的外号——“黑幕”。
事实上，我绝非凡事都想出头，但如果有问题摆在面前，我也绝不会视而不见。所以，对于各种突发事件和复杂的问题，一旦决定介入其中，我就不会因困难而中途放弃。
这是我一生行事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