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对面座位上在聊原子弹藏在哪里，还有三十八军、林彪。我听了一会儿，换个台，后面隔一排在现场传销，讲金钱、成功、人生的境界。再换一个，远处有个姑娘说着她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好像在昆明教书，她买了一水桶的玫瑰花去看他。姑娘说得正陶醉呢，不想水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开始回忆自己看过的某本小说，或者考自己，如前年的今天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然后加大难度，五年前，六年前，七年前……有时候，感觉自己某段时间消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段日子活了些什么内容。于是，精神头来了，慢慢地找线索，迂回着手挖脚刨，朝记忆的盲区匍匐前进。
三十个小时后到贵州，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下矜持，躺在车厢过道上，歪着头蜷着腿，那真是安忍如大地。可是，推小车卖东西的人来了马上要爬起来，走了再躺下，还有上厕所的人从你身上跨来跨去……那时，我的头发已经留长，活了半辈子，没想到头发也可以被人踩。
昆明的梅子酒太好喝了，小饭店太便宜了，我一放纵，几百块钱就花光了。接着到处找酒吧唱歌，未遂，再不走，真得要饭了。恰巧长沙有个朋友愿意收留我，我就买了一张到怀化的票。还有大半程的时候我只能逃票了。平生第一次犯法，非常紧张。
车过怀化，票已经失效，怕来查票，可偏偏不来，就那么在想象中吓唬着你。后来，我想到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就主动找到列车员，询问天气情况，问他几点了，问湖南有啥好玩的，问他喜欢啥音乐，问得列车员不耐烦，躲了我好几回，我终于活学活用“孙子兵法”逃到长沙。
过了不久，我在另一次旅程中又撞上了法律。话说，我和一个朋友去泰安，我那朋友是个世界名著狂兼摇滚音乐迷。
一路上，他和我讨论马尔克斯、鲍勃·迪伦（Bob Dylan）、荒诞派、存在主义，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我们下车的时候，突然有个便衣拦住我的朋友，说要搜查，不允许他下车。他们在车厢门口争执起来，我那朋友往站台上冲，警察往车厢上拉，后来又来了几个乘警，终于把他拉上了车。这时开车时间已经延误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火车把他拉走了。
我被留在站台上，火车站的警察把我带到候车室。在我的行李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满是旋钮的陌生仪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吉他用的效果器，他们不信，于是我给他们现场讲解哪个钮是干什么的，还插上吉他来了一段，他们才不怀疑了。
过了一会儿，火车上的乘警来电话，说调查过了，车厢里没人丢东西。问了问周围的乘客，我们在车上说了些什么，大家说，他们说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没听懂。于是警察教育我：“尽管排除了你们是小偷的嫌疑，但是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也是不对的，看你们态度挺好，这次就算了。”我那个朋友交了五十元罚款，到下一站才被赶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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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