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 :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师一定要是人师，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都是一等一的院士。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蒋勋：台湾知名学者、作家。摘自《生活十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