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尤其值得称道，撰完《师友杂忆》后，又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以 84岁到 92岁的 8年光阴，撰成《晚学盲言》 70万字的巨作，令人不胜景仰。先生在序言中这样介绍：
八十三四岁，双目忽病，不能见字，不能读书，不能阅报，唯赖早晚听电视新闻，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认人之面貌，畴人广座，酬应为难，遂谢绝人事，长日杜门。幸尚能握笔写字，偶有思索，随兴抒写。一则不能引据古典书文，二则写下一字即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嘱内人搜寻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则由内人诵读，余从旁听，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获定稿。费日费时。大率初下笔，一小时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时改千字亦不易。内人为此稿所费精力亦几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屡犯病，大惧此稿不得终讫。内人告余，未读稿已无多，心乃大定。直迄于余九十二岁生辰后又百日，而全书稿乃定。
以上文字，足见钱穆将学问与人生紧密融合，岂是徒求功名者可比。
此书分三大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包罗万象，可浅可深，对世人有大益处！
钱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深受学界名师季羡林推崇，笔者撰写《中国古代哲学》时，亦摘录了如下文字：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 ”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 “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 “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 “天人合一 ”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 “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 “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现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 “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 “天命 ”就表露在“人生 ”上。离开 “人生 ”，也就无从来讲 “天命 ”。离开 “天命 ”，也就无从来讲 “人生 ”。所以中国古人认为 “人生 ”与“天命 ”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则无人文可言。“天命 ”“人生 ”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 “天人合一 ”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 “天命 ”与“人生 ”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 “天命 ”与“人生 ”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与“人生 ”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 “天人合一 ”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 “天命 ”与“人生 ”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 “隐”“现”分别。除却 “人生 ”，你又何处来讲 “天命 ”。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