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当时社会，评价一位男性学者有没有魅力，基本上还是看他的学术成就高低。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大环境相对宽松，民国学者的收入远远比现在高。吴宓教授在昆明时的工资可以天天下馆子；鲁迅的稿费可以负担家里七八个人的开销，甚至还能够在北京买四合院；郁达夫闷在旅馆里写写情色小说，居然也能在杭州买块地盖房子。另外，在那个战乱频仍和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学者们仍然努力不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蒙自时的闻一多，躲在临时入住的小楼里读书，迟迟不下楼；梁思成在李庄，一边当掉自己的手表给妻子林徽因补充营养，一边带领着营造社学员考察古镇民居；沈从文在昆明时，便开始了自己的文物研究，在休息日去当地赶集，研究当地的漆盒……而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和要求也是在学术领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和成就。就学术成就而言，民国显然要比今天出了更多的大师，当时一些大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跟国外的学术几乎是同步的，不会像今天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这么大。民国学者的收入远比现在高，但到了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时局动荡，多数学者生活清贫。也正是因为物质条件如此艰苦，我们才更是觉得他们的精神财富之可贵。
今天，校园内的学术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事情，民国确实要少很多。但追究其原因，我觉得还在于大学的体制。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管理制度与国外类似，当时大学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制，校长的主要职能是筹集资源、礼聘教授，而教师的研究方向、升级、晋升等基本由教授会决定，然后由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具体实施。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仅仅是大学校长，其担任校长后，学术不再发展，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校长。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学术并不见得怎样，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及其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学者。
民国大师们的内在道德规范要比今天更高一些，自律性更强，他们耻于抄袭这件事，很少看到有抄袭的现象。私生活也是，他们会更加看重所谓君子的品德。比如说胡适，虽然妻子没有文化，但他还是选择相守到老，正所谓“糟糠之妻不可弃”。
今天，人们对学者文人的评价标准也有所改变，因为整个社会对男性魅力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了。就拿当时公认有魅力的徐志摩来说，长得帅，留过洋，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诗。但如果徐志摩活在今天，也许姑娘们都不会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那么花心。诗人在现在并不算是体面的职业，没有人会觉得他有魅力，反而会觉得他不靠谱，要知道，他后来经济上是很窘迫的。再比如沈从文，那时候能够成为“吃到天鹅肉的老蛤蟆”，成功追到九如巷的张兆和，凭借的是一颗真心和一笔好情书。胡适为他去说媒，认为他特别有才华，请他去做教授，还做媒人将他介绍给张兆和。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一定是小概率的。人们会首先说他是乡下来的，然后没有学历，长得也不够高不够帅，职业还是个写小说的。
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男性不够有自信，但其实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含蓄有关。沈从文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他，他脆弱、敏感，但他的那些作品实在太美了。我曾经见过1933年左右的三好学生奖状，在这张奖状的评语栏里，校方给出的“三好标准”是“最守秩序、最诚实、品学兼优”。可见诚信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可贵美德，所谓一诺千金。中国男性向来很喜欢承诺，但一诺千金的男人太少。
